當前位置: 代寫一篇論文多少錢 > 社會哲學論文 > 先秦華夏族與各族群之間的大一統

先秦華夏族與各族群之間的大一統

時間:2020-06-09 11:12作者:祖力亞提·司馬義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先秦華夏族與各族群之間的大一統的文章,“大一統”思想發軔于先秦時期,并為以后的王朝國家向近代統一多民族國家轉型、中華民族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以“大一統”思想為核心的先秦政治文化觀念更是中華民族精神力量的起點,是各族群緊密團結在一起的重

  摘    要: 我國的歷史是多民族的歷史,這個多民族國家是由作為歷史文化共同體的多個民族共同建立的,今天的中國是由歷史上的中國發展而來。①漫長的中華民族發展史體現著多民族絢麗多彩的面貌和各族群間錯綜復雜的族際關系。早在先秦時期,中華民族的先民在已有的物質基礎上進行著各種形式的族際互動,各族群、各部落再到后來發展形成的各諸侯國之間廣泛存在政治、經濟、文化等不同領域和不同層面的相互交流與影響。同時,在族際互動與交流的基礎上孕育出中華文明早期處理族群關系的哲學思想,為中華民族最終能夠建立一個“大一統”的強大國家奠定了思想基礎,這些哲學思想對后世的影響極為深遠。文章試圖通過分析先秦時期各族群發展的基本狀況以及族際關系,探討對中華民族凝聚力起到至關重要作用的“大一統”哲學思想在先秦時期形成與發展的歷史脈絡。

  關鍵詞: 先秦時期; 族際關系; 大一統; 中華民族;

  前 言

  中華民族是在許多族群通過交往、交流、交融并結合成統一國家的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民族共同體。這個民族共同體,先后經歷了幾千年的漫長發展過程。在近代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斗爭中,各族人民把中華民族的整體性與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提到民族認同意識的理論高度,最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自覺地聯合起來。1 在東亞大陸廣袤的疆域里,眾多具有不同族源、語言和文化傳統的族群最終得以結合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民族共同體。在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中,“大一統”思想一直引導著中華民族建設和平、統一、團結和積極進取的國家,且在統一多于分裂的歷史實踐中滲入從天子到庶民的血液中,對形成統一且強盛的國家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若以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思想去認識和思考“大一統”思想,便有可能洞悉其為中國的疆域統一和思想統一所作出的貢獻,認識到其是中華民族凝聚力形成的關鍵。
 

先秦華夏族與各族群之間的大一統
 

  “大一統”思想發軔于先秦時期,并為以后的王朝國家向近代統一多民族國家轉型、中華民族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以“大一統”思想為核心的先秦政治文化觀念更是中華民族精神力量的起點,是各族群緊密團結在一起的重要紐帶。廣泛的族群融合是“大一統”思想形成的土壤。先秦時期,位于中原的華夏族與周邊各族群自始至終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保持著緊密聯系,各諸侯國為處理復雜族際關系而采取的各類政策,不僅在客觀上促進了族群融合,更使“大一統”思想的萌芽得以孕育。春秋戰國時期的兼并戰爭,使華夏文明影響地域日益擴展,其他族群不斷融入,為“大一統”思想的產生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現實條件。此外,人口的繁衍生息、聚散離合推動了社會結構的變化,原始的政治制度已經無法應對現實的社會變革,急需更加完備的政治體系來滿足社會的治理需求,“國家”這一概念便在不斷的人口增長、社會發展、實踐活動中應運而生,為了維系“國家”長期存在和良性運轉,“大一統”思想不斷豐富完備。

  先秦各個時期都為“大一統”思想的形成、發展和豐富做出了貢獻!渡袝焚潛P堯發揚大德,以仁政治理國家,以道德教化民眾,并在此基礎上“協和萬邦”。禹通過治理洪水贏得民心,開創了“九州攸同”的社會和諧景象。商周時期,“天下”觀念的形成與反復強化為人們提供了洞察世界的廣闊視野。時人對于“天下”觀念產生了強烈的認同,不同族群在天下形勢的變化中進行著自身定位,這種相互作用的關系是“大一統”思想能夠形成的內在動力。在國家疆域層面,“天下”范圍不斷從中原向四周擴展;在民心層面,百姓也期待天下統一、安居樂業;在國家制度層面,周禮上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為謀求霸主地位展開多極化競爭,對周天子主導下的“天下”格局進行重構,實現了從疆域領土和民心層面的“大一統”到制度層面的“大一統”的升華。2秦滅六國,一統天下,依靠強大的實力統一了疆域層面的“天下”(“六王畢,四海一”),并以中央集權的方式(郡縣制)進一步升華了“大一統”思想。

  一、先秦時期華夏族的形成

  1.華夏起源之夏族的由來

  有學者將先秦時期生活在中華大地的各群體定義為“民族”,該觀點值得商榷。中文“民族”是一個具有現代內涵的詞匯,晚清才進入中國的話語體系,倘以后出現的詞標定先秦時期的各氏族部落群體,顯然不符合歷史實際。在相關文獻以及考古材料中,對先秦時期的氏族部落群體,多使用“某姓族”“氏族”及“夷”“戎”“苗”等稱謂,凸顯的是其族源及文化屬性,因此本文將先秦時期生活在中華大地的各群體定義為“族群”,并在這一大前提下進行論述和分析。

  關于作為族名的“夏”,《史記正義》曰:“夏者,帝禹封國號也。”又引《帝王紀》釋云:“禹受封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陽翟是也。”可見“夏”原為地名而非族名,受封于夏地的大禹因治水有功,其宗族成員遂稱為夏族。隨著夏朝疆域的不斷擴大,出于加強政治控馭的需要,統治階層把凡服從夏朝統治、屬于夏文化覆蓋區的民眾均稱之為“夏族”。3可見,夏族是從政治控馭的需要和文化覆蓋影響的層面來界定的。“夏民族”的形成有一個長期的過程,夏國家的建立對“夏民族”的形成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從某些意義講,它是“夏民族”形成的標志,也是“夏民族”名稱的來源。4

  夏朝除了“夏”族群外,還存在著與“夏”并列的其他族群。根據《尚書·禹夏書》《史記·夏本紀》和《竹書紀年》等文獻記載,夏代存在的不同于“夏”的族群,東方有堣夷、萊夷、淮夷、風夷、黃夷、于夷、白夷、赤夷、玄夷、陽夷、方夷等;西方有崐崘、析支、渠搜等;北方(包括東北和西北)有畎夷、皮服島夷等;南方有卉服島夷、裸國、有苗、和夷等。5“夷”是“夏”對其他族群的總稱。

  2.華夏發展之夏商的融合

  商繼夏發展而來,曾是夏的一個諸侯國。商祖契,契至湯,經歷了14代,與禹至桀經歷的時間基本相當。關于商族的起源,學術界觀點各異:第一種為“夏商同源說”,認為夏商的文化沒有顯著變化,不存在文化的更替,最多稱之為是同一文化的前后部分。支持夏商同源說的學者認為,早期的商文化是由夏文華發展形成的,“湯革夏命”只是朝代的更迭,其中并未發生文化的變遷。6第二種為“太行山東麓起源說”,認為太行山東麓一帶是商族策源地,其地域北抵易水,南及黃河,西依太行山脈,東部約至魯西,范圍約當古冀、豫二州,夏代分布于這里的古文化(先商文化)是商文化的前身,夏、商二族是彼此獨立的不同族屬。雖然商族先人有的曾為仕于夏王朝,足跡涉入黃河流域,但并未真正進入夏的腹地,二者的領地范圍昭然,商族在當時已作為一種相對獨立的勢力存在。第三種是“東方起源說”,認為“商族起源于東方即豫東和魯西南地區,其文化代表是分布于上述地區的龍山文化青堌堆類型(或稱王油坊類型)”7。王國維在《觀堂集林》中認為,夏與商“雜處河濟間蓋數百歲……虞夏商皆居東土”8,也認為夏商二族之間存在聯系。另外還有其他的觀點,這里不再一一詳述。筆者認同“夏商同源說”,商族起源問題的研究,不能簡單地只討論商族,必須承認夏商周之間存在著緊密關系。事實上,只要正視歷史便會發現夏商周之間的緊密關系?傊,商族的起源與夏、周族的起源密不可分,換句話說,“弄清了虞夏部落聯盟,也就基本弄清了商族的起源”9。本文將在夏商同源的前提下,分析商代族際關系。

  3.繼承夏商之周族的擴大

  周族起源于今山西南部,是姬姓族與姜姓族的結合。10關于周朝的族群狀況,學界有五大民族集團的觀點,即東夷、北狄、西戎、南蠻和華夏族。周朝的主體族群是華夏族,分布在南至長江之南,北至長城,中沿黃河的廣大地區,人口最多。“華夏族不僅包括周天子的王畿,也包括衛、齊、魯、燕、晉、宋、陳、蔡、許、曹、邢、虢、虞、鄭、梁、申、杞、魏、秦、隨、鄧等諸侯國,到了春秋以后也包括楚國。”11周武王滅商后,“周人”的范圍逐漸擴大,由對內指“以夏、商時華夏族以及融入華夏并自認為是華夏代表的原周人為主干,包括西周統治下的一些諸侯方國”的人,擴大至“凡周朝統治的人”12。隨著周朝疆域不斷擴大,其族群呈現多樣性的特征。周朝西部疆域已擴大到今天陜西、山西以南和四川東北部,主要族群有“庸、蜀、 羌、髳、微、盧、彭、濮”(《尚書·牧誓》);東部疆土達今山東南部及安徽北部,族群主要以“東夷”和“越”人為主;南部疆土達于江漢,族群以“蠻”族居多;北部疆土達到今河北及遼東,族群有“肅慎”“扶余”與“東胡”等。13由此可見,周族在管轄地域、族群之間的融合性上遠遠高于夏商時期,其族群融合和地域擴張趨勢清晰可見,開始形成“大一統”思想的雛形,故《詩·小雅·北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之說。

  4.“凝聚核心”之華夏族的動態形成

  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期是從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大變革時期。春秋是中國“封建社會”趨于崩潰的時期,周王室的地位和諸侯國的性質已經開始發生變化。戰國時期經過各諸侯國的改革與戰爭,實現向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國家的轉變。春秋和戰國時期的諸侯國的性質存在很大差異:春秋時期的諸侯國并不具備獨立主權國家的要素而屬于分封制的地方行政單位,而戰國時期的列國是脫離地方行政單位性質的君主專制集權國家。14

  經過夏商周三個時期的發展,舊有的蚩尤、東夷、周人等都在族群之間的不斷交流中逐漸消失,以“黃河流域夏商周族群為主體、融合眾多族群在內的華夏民族正式形成”15。大范圍的族群融合,促使族群之間的差異性日漸縮小,各族群對華夏族的文化認知、身份意識等開始形成。這不僅說明華夏族具有強大的包容性和吸引力,也說明華夏民族“自覺”融合的族群意識在不斷增強。中華民族的先民在早期的交流交往中,更大程度上是出于自愿的融合,在此基礎上形成華夏族,并在動態的形成與發展中不斷壯大。正如毛主席在《論十大關系》所說,“漢族人口眾多,也是長期內許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像是“滾雪球”那樣“滾出來”的。春秋戰國時期各族群的發展與族群融合分不開。華夏族是中原地區的主體族群,它的形成和發展也是融合的過程,是眾多族群、部族以經濟、文化為紐帶不斷融合而成的歷史產物。16在該時期已經出現一個經濟和文化較為發達的中心,當時人稱之為“中國”,在這中心四周存在著許多經濟文化上和中心有差距的其他族群。在這經濟文化中心的人群,并不劃界自限,對外排斥,這條界限是按周圍地區人民的經濟、文化的發展而變動的。17

  二、先秦時期華夏族與各族群之間的關系

  幾千年來,在中華大地上生存、繁衍和活躍過眾多的族群,這些族群發展水平、族群勢力、文化形式等各有差異,族群關系復雜多樣,在歷史發展進程中,存在族群交往加深、族群消亡、新族群產生、族群融合等現象,這種各族群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促生了中華民族“大一統”思想。

  先秦時期不同族群間的紛爭、會盟、聯姻、經濟文化交往以及人口流動成為族際關系最主要的內容,在這種錯綜復雜的族際關系交互作用下,華夏、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等族群都發生著變化,整體趨勢則是少數族群漸次融合于華夏族或者被同化。在這樣的背景下,早期處理族際關系的思想逐漸產生。具體來講,在夏朝時,四方有東夷、北狄、西戎、南蠻,有關四方族群發展的狀況尚缺乏準確的文字記載,從考古材料來看,四方族群大多處于新石器時代的氏族部落狀態,但有部分群體的發展與中原夏族接近,開始進入青銅器時代。根據文獻記載來看,四方族群中與中原夏族發生關系較多的是南方的蠻,即所謂的“三苗”或“苗”。三苗首領曾在帝堯左右參與政事,18足以說明各部落間存在緊密的政治聯系進而有文化的共享,雖在后期存有紛爭,但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各部落族群間的交流與融合。舜執政后,為了治理三苗,采取了“分北三苗”以及“遷三苗于三危”的政策,即遷至今甘肅敦煌地區。19夏與其他族群因對峙而生紛爭,因紛爭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進展。20夏王朝的建立,為夏族與周邊族群進行更為深刻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提供了物質基礎和政治可能性。

  商王朝在處理與其他族群的關系時,主要圍繞北方族群、西方族群、東方族群、南方族群展開。武丁時代的殷商王朝“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詩經·玄鳥》),這是武丁舉賢任能、用兵四方的結果,同時也反映出在商王朝強大時期與四方族群之間存在緊密的政治經濟文化關系。就與北方族群的關系而言,雙方不但在政治上保持著密切關系,而且在經濟文化上也存在密切聯系。北方族群制造和使用的青銅器多與商的青銅器相同,而又具有斯基泰風格,說明二者之間存在頻繁的經濟文化往來。關于殷商與西方族群的關系,這里僅選取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族群即羌族來說明。在經濟層面,商王朝先進的經濟對羌人生產的發展有積極影響,羌人中一些接近于商王朝者因受中原農業經濟影響,已從游牧逐漸轉向農耕,經濟和文化快速發展,他們在殷周之際被稱為姜人。21羌與商的合作不僅表現在生產方面,二者之間還互通婚姻。殷虛卜辭有“帚于小乙三姜”(《京津》711),卜辭女羌稱姜,即以三個女羌作為冥婦祭祀小乙,這是殷王娶女羌為婦的例證。殷人與羌人的通婚關系,說明已經出現羌商融合的趨勢。22殷商與東方族群的關系,簡單來說與中央王朝的強弱直接相關。殷商早期,商文化與岳石(東夷)文化處在一種相對平穩的關系中,23雙方既有經濟的往來也有文化的交融。殷商與南方族群之間的關系,既有互相攻伐的戰爭,也有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互相交流和互通有無。正是在不同族群之間的紛爭和交流、分離和融合過程中,逐步孕育出華夏文化。

  經過夏商兩代的融合,至西周已形成了以華夏族為中心的民族主體。其中,那些散居在華夏族周邊的少數族群部落,與中原華夏族在經濟、文化、語言等方面尚存在一定的差異。至春秋戰國時期,迎來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族群大遷徙、大流動、大融合的高潮。蠻、夷、戎、狄在中原諸國的爭霸戰爭中紛紛向中原地區匯聚,與華夏族漸成雜居狀態。24其中,北方游牧民族如戎、狄向南方活動頻繁,出現了“戎狄交侵,暴虐中國”(《漢書·匈奴傳》)的局面,而南方的楚族則由南向北拓張,兩者對中原地區華夏族的發展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進入中原地區的蠻、夷、戎、狄人口大部分最終融入華夏族,成為華夏族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列國爭霸戰爭的加劇,各族群間融合進程加快。在北方,燕、趙、秦三國相繼吞并了東胡、樓煩、戎等族;在南方,百越、楊越、巴、蜀等族相繼被楚、秦兩國所滅,其中大部逐漸融入華夏。到了戰國晚期,華夏族與周邊族群除了戰爭之外,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交融不斷深入,形成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條件已經成熟。隨著全國各族群社會變革的到來,學術思想領域出現了空前活躍和繁榮的局面,大一統思想廣泛流行,如《荀子·議兵》中就出現了“四海之內若一家”的觀念。25

  三、“各族群部落”并存狀態下的“大一統”理念及其衍生思想

  先秦時期,不同族群的生活狀況、人口空間分布結構,促成了不同的文化區域以及協調族群關系的理念和思想。夏商周時期,“大一統”層面的族群人口空間分布結構是從中原向四周擴散。學界研究認為夏朝的中心活動區域在晉南和豫西,即汾水下游和伊洛地區。但根據《孟子·公孫丑上》的記述,夏朝生活空間應該遠遠大于上述區域,還包括周邊各族群分布生活的空間。商朝前期商族的生活空間略相同于夏族的生活空間,但商朝后期,尤其是在武丁之后,商族的生活空間有了較大擴展。在北方地區,“商族于今河北盧龍至遼寧朝陽一帶分封強盛的孤竹國,其疆域應達到今天河北整個北部及遼西一帶”。在西部地區,考古工作者在陜南城固、關中西安老牛坡及陜北石樓已發現商文化遺址,說明商族的活動空間包括今天陜西省大部及甘肅南部。在南方一帶,“今湖北黃陂、江西清江均發現商族的遺址和墓葬,說明商族的生存空間向南已發展至江、漢、湘、贛流域”26。到了西周,除今陜西西岐山到汾水下游之間的廣大區域外,實際上西周的西界疆域還包括蜀、羌、髳以及周所分封的散國。春秋時期,隨著中央王權的衰落,諸侯的等級爵位已不由周天子賜予,各諸侯國擁有各自管理范圍內的最高統治權,在資源與領土的爭奪中發動了頻繁的軍事戰爭。到了戰國時期,各國統治者的目標已經變為通過兼并戰爭來形成一個統一的政治體。

  從人口分布來看,先秦時期地廣人稀,人口發展速度緩慢,但就局部來看,某些時候或某些地方,由于統治者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等原因,人口發展還是很顯著的。27隨著中央王朝向外擴張,大量的人口向西、北、南方向流動,人口的空間分布結構隨著人口的遷徙發生了變化。另外,夏商周時期城邑呈點狀分布,每個城邑的范圍雖不大,然城邑之間多是空曠之地或空隙地帶,各游牧部落馳騁其中,也就有了華夷雜居。農耕族群和游牧族群之間為爭奪資源,不可避免地產生互相攻伐。夷狄固然因其游牧的特性而居無定所,常侵占農耕區域,而一些華夏封國也常常因徙封而改變自身的駐地,故而導致華夷之間沒有固定的界限。同時,由于以農耕為主的族群和以游牧為主的族群各自的特點,使二者在生產、生活等方面存在差異和互補性,所以在農耕和游牧族群之間經常發生簡單的物品交易。農耕族群和游牧族群之間的物資交易,不僅改善了各自的生活,也促進了兩個區域之間的文化交流和族群融合。由此可見,“華夏族群雖有一個中心活動區域,但這個區域的邊界卻無法界定,所謂疆域實際上不過是星羅棋布在中原地區的大量城邑的不穩定集合”28。經過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的大肆兼并和華夷間的攻伐,隨著人口繁衍,原有的隙地漸次消失,幾個大諸侯國的領土已然相互接壤。同時,隨著族群融合的深化和文化認同的擴大,各大諸侯國均自奉為華夏正統,這就造就了諸侯領土的總和即為華夏疆域的共同認識。各族群之間的不斷融合,各族群對華夏的認知加深,進而形成了對華夏的文化認同。“天下”之觀念、“大一統”之思想亦確立于此時。

  1.“協和萬邦”的理念

  注重和諧,求同存異,可謂是中國傳統文化之精髓、思想之精華,這一觀念始終根植于各族群眾的靈魂深處,影響和型塑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及行為模式。我國傳統文化中的和諧思想內容極其豐富,如人際交往中的“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人與自然共處的“天人合一”,尤其是處理與周邊國家的“協和萬邦”思想,都是“和”的體現。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組成的國家,自遠古時期到秦統一六國以前,“幅員遼闊的中華大地長期處于邦國林立的‘萬邦時代’,‘萬邦’可謂先秦時期中國境內族群與國家分布、演變最重要的空間特征”29。“協和萬邦”這一觀念最早見于《尚書·堯典》,其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克明俊德”即修身,“以親九族”即齊家,“平章百姓”即治國,“此處的‘萬邦’指的是包含夏、蠻、夷、戎、狄及其先民在內的各族群”30,“協和萬邦”即以德治天下,與此相匹配的對于各族群的治理方式便是“‘德化懷柔’,采用‘懷柔’、‘撫和’政策,如和親、開放‘互市’、贈送大量財帛等,而非使用武力征服的‘霸道’行為”31。“和”的本義就是要在不同和差異之中找到相同之處,以達和諧和統一。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國語·鄭語》),認為世間只有彼此和諧,萬物方能生長,若事物完全相同沒有差異,萬物則會停止發展,甚至會消亡。“和”是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的特征之一,而“協和萬邦”的理念就是以“和”為基礎的。

  從商周時期統治者的角度考慮,“協和萬邦”的前提便是中原王朝認為自己居天下之中,是“天朝上國”,是世界的主體,故自稱“中國”“中華”,而周邊乃至更遠的地區都是“蠻夷戎狄”居住的“化外”之地,突出自身在禮教和文化上的文明與進步,認為有責任、有能力教化周邊族群。在“協和萬邦”理念影響下,周統治者將堯舜禹的“德化懷柔”政策繼承下來并發揚光大。以道德修養和教化為本,以治理好自己家族或宗族,治理好本邦為前提,并以此去感化其他邦國,以達到“協和萬邦”的政治理想。32

  中原王朝與居住在東西南北廣大地區各族群部落早就有密切交往,并不是相互孤立隔絕的。“古代各族群間雖然彼此有對立的一面,但總的趨勢是統一的。”33“協和萬邦”之思想,反映出我國上古時期對于“天下”以及“大一統”認識與思考的開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貫穿于整個先秦時期,“協和萬邦”之理念是中華民族先民最早構筑的共有精神家園,34體現出中華民族的先民追求安身立命、傳承文明、追求萬世太平的執著精神。

  2.調和族群關系的“天下觀”

  “天下觀”是中國古代世界觀的核心內容,是中國和歐洲在政治文化上的最大差別之所在。“天下觀”崇尚禮、德、仁等政治文化價值,希望構建“協和萬邦”的世界秩序,但同時又承認“中國居中”“華夷有別”。在先秦時期,“天下”不僅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更是一個具體存在著的實體,是一個直觀的概念,所謂“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棋局”,“天下”即指“天下所有的土地”“整個世界”。但“天下”絕不僅僅是空間層面的觀念,還是更為深刻的國家觀念之上的政治觀念。西周時期,由于受環境、文化、生產力發展等因素的影響,以及自視在文化上、經濟上優于周邊族群的心態,認為世界是以華夏族生活的中原區域為中心向四周不斷延伸的平面,“整個世界”都在 “天”的覆蓋之下!抖Y記·王制》篇中有 “五方之民”的族群劃分,即居于中原地區的華夏族與四周的夷、狄、蠻、戎。華夏族“蒞中國而撫四夷也”(《孟子·梁惠王上》),“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尚書·大禹謨》)。這時雖然沒有形成“中國”或“天下”這些后世習用的名詞,但“這一時期出現的‘服制所包含內外層次的觀念配合‘中央’‘四方’的方位觀形成了此后中國人觀念中‘天下’最基本的結構”35。雖然“天下”作為詞匯出現并大范圍使用應該是從東周以后開始的,但“天下觀”的產生要遠早于此!吨芏Y·夏官司馬》中記載“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乃辨九服之邦國”,顧頡剛考證指出,所謂“五服”“九服”并非指純粹的地理空間的層次觀,而是指一種文化秩序上的空間層次建構。36梁啟超認為中國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37,渡辺信一郎稱中國為“天下型國家”38,學術界普遍認為古代中國與歐洲相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而形成這種特殊類型的國家,正是因為受到傳統“天下觀”的影響。

  “天下觀”構筑了夏商周三代統治體系的思想邏輯,是先秦時期夷夏觀形成的基礎,同時也是其主要內容之一。“天下觀”強調“天下一家,中國居中”,《荀子·議兵》曾言“四海之內若一家”,《禮記·禮運》亦云“以天下為一家”。“天下”雖表示一體,但并非意味著一體內的各要素相似或同質。從字面意義來看,中國這一名稱,有“國中”之意,即中原,華夏居天下之中,四夷居天下之圍,這一觀念不僅將周邊的蠻夷狄戎都納于“天下”統治的范圍之中,而且還反映出中原地區文明程度高于周邊,蠻夷戎狄等周邊族群,距離華夏中心越近,則文明程度就越高。“天下觀”所要追求的目標是調和族群關系,即追求“和”以及“協和萬邦”。想要實現這個目標,則需要崇尚“仁”“德”“禮”等價值觀,即“以德服人”“以禮待人”。因此,在區分華夏與夷狄之時,強調的是“文明程度的高低”而非“種族的差異”,在處理與周邊族群關系時,以文化來“教化”周邊的族群,采取“懷柔政策”,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禮記·中庸》)?梢,“天下觀”所表現出的是不斷擴大的華夏文明對周邊各族群的影響,促使周邊各族群從認同到自覺參與華夏文明之發展與延續。

  3.“天下觀”框架內的夷夏觀

  夷夏觀產生的基礎和條件是人們對不同族群、不同族際關系、不同文化的認識。由于受地理環境的影響,不同區域的生產工具、生產資料等各有不同,這就導致了“華夷”之間生產水平的明顯差異,在族群的心理認同上形成華夷觀念。西周時代內外服制度的發展從地緣角度區分了華夏族群與周邊族群的不同。到春秋時期,周王室日漸式微,周邊族群紛紛進犯中原,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637年“戎狄攻華夏十六次,華族攻戎狄九次”39,這極大地促進了夷夏意識的形成。隨后在諸侯爭霸和諸子百家爭鳴的影響下,夷夏觀最終確立。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在早期夷夏觀的基礎之上,提出了一系列關于夷夏問題的基本看法和處理夷夏關系的基本原則,既強調“夷夏有別”,嚴“夷夏之辨”,講“尊王攘夷”,又主張“用夏變夷”“禮分華夷”,強調“四海之內皆兄弟”,向往“華夷一體”“天下一家”的大一統局面。40在儒家眼里,華夏居天下之中,蠻夷戎狄居天下之偏,但“中國”與“四夷”同屬于“天下一家”,居天下之偏的“四夷”仍處在周天子的管制范圍內,王者之德、人情之禮適用于夏,也適用于夷。于是,在“天下觀念”的框架內,儒家進一步確立了“夷夏之辨”標準,即文化和禮義。在儒家看來,華夷的分野不在種族和地域,而是衣食、禮儀等文化差異,正如《禮記·王制》所說“五方之民,語言不通,嗜欲不同”。文化是后天培養起來的,如“干、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荀子·勸學》),因此應該秉承“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原則,通過教化的方式,改變夷狄,實現“用夏變夷”(《孟子·滕文公上》)。先秦儒家在促使華夷一統中,提倡“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即通過和平仁愛的文化來同化周邊的族群,這不僅是“華夷一體”的思想支柱,也是先秦儒家對華夏文化優越感的體現。

  萌芽于先秦時期中原王朝的夷夏觀,經過秦、漢、唐等時期的豐富和發展,演變成歷代王朝國家治國治邊的重要思想。夷夏觀最初是人們在對不同族群、不同族際關系、不同文化的認識過程之中形成的,是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文化、認知、信仰、生活習慣等方面的差異和沖突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映。在以后歲月中,“夷夏觀”的內涵不斷發展豐富,“禮”成為區分華夷的主要依據,華夷一體或者華夷一家的觀念因更加符合“大一統”思想觀念,最終被人們所接受,沉淀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之中,對增強中華民族整體凝聚力和向心力,對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4.“大一統”思想的孕育和發展

  有學者提出,中國的統一始于秦,若戰國以前則只有種族觀念,并無一統觀念。41《春秋公羊傳注疏》中記載“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這是“大一統”被首次提出,在“戰國以前既無一統的政治格局,也無一統的社會觀念”42。這樣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在筆者看來,先秦時期雖然沒有明確提出“大一統”概念,但“大一統”思想的萌芽卻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大到國家的意識形態,小到民間百姓的交流往來,都在為形成一個統一的國家積蓄著可能性與力量。從“協和萬邦”理念的形成到“天下觀”的樹立,并逐漸在“天下觀”框架內認識和理解族群、部落的差異和不同,再到儒家先哲“有教無類”“以夏化夷”等處理族際關系的智慧,“大一統”思想是中國人在統一和戰亂中不斷實踐與思考中孕育和發展的。43《尚書·堯典》載堯“光被四表”“協和萬邦”,“四表”即全天下,“萬邦”即各個方國,“光被”和“協和”都說明了堯的威德傳遍天下,所有的人都敬服,這也隱含了堯時就已經有了對“大一統”最初始的思考!渡袝·禹貢》載大禹通過治水實現了“九州攸同”“四奧既居”“四海會同”的美好社會,這是儒家“大一統”思想的開端。44由此可見,早在先秦時期“協和萬邦”“四海會同”等思想就滲入人們的內心深處,是古代統治者實現天下大治的強烈夙愿。在“大一統”思想中,為更好處理周邊族群的關系,“從周朝開始,逐漸形成一種‘化外主義’的治邊觀”45。隨后,儒家繼承和發展了“協和萬邦”的思想,在此基礎上提出“天下大同”的國家觀。在維護王朝統一中,“孔子對四夷主張實行‘和為貴’,認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46,此處的四海之內包括周邊的各個族群,孔子的“有教無類”也包括了周邊各個族群,認為“夷夏之別”只有文化的差異。而“大一統”作為思想信仰和傳統文化,促使人們統一于“華夏”,也就是統一于“中國”。

  因為有先哲根據社會現實對于“大一統”思想的思考以及傳承,才會逐步衍生成為“華夷一統”的思想,用華夏族的禮儀制度去改變夷狄,最終實現不分華夷或者華夷統一之目的?傊,“天下觀”是形成“大一統”思想的根本動力,自夏朝到戰國末期,隨著兼并戰爭日益加劇和疆土領域不斷擴大,“大一統”思想逐漸產生、發展并深入人心,直至秦朝建立,“大一統”思想由一種觀念變為現實。從中可以發現先秦各個時期族群狀況、族際關系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關于“天下”“國家”的思想認識,是形成“大一統”思想的因子。中華民族有著追求“大一統”的悠久歷史與傳統,“大一統”思想也是中華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

  先秦時期孕育產生的“大一統”思想,蘊含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中華民族五千年的發展歷程中起著至關重要且無可替代的作用。“大一統”思想不是狹隘的民族觀念,不含有排他性,兼容并蓄,是中華民族團結發展的精神力量。以“大一統”思想為核心的政治文化最終促成了各族群對中華民族的認同。中華民族這個多族群共同體的形成,是一個多層級的動態的“凝聚”過程,不僅其主導地位(“凝聚核心”)在各族群之間存在動態轉移,各族群自身也在凝聚和分解的動態過程中不斷變化,這里既有因某個核心的崛起而出現的不斷擴大范圍的“凝聚”,也有因核心地位的喪失而出現的由外及內的“分解”。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言:“我把中華民族的核心群體叫做‘凝聚核心’。中華民族的發展進程就是圍繞著這個核心展開的,許多群體都參與了這個‘凝聚核心’的發展過程,包括了漢人、蒙古人在內,有的進入了這個核心,有的附著在這個核心之上,形成不同的層次。以‘核心’開展的分分合合的過程,包括各民族自身的形成都是如此發展的,連漢族的形成也不例外。凝聚是一個過程,它在過程當中逐步構成了不同層次的差序。”47從幾千年的歷史進程來看,無論是疆域領土層面,還是民心和制度層面,中國的歷史演變中始終體現著“大一統”思想,并不斷對其進行立體強化。中國歷史上無論是漢族還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朝代,都把中華天下視為一個統一整體,自身以“天下之主”自居。這種經久不衰的觀念,維系著并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加強著中華民族不可分的局面,而這正是中華民族凝聚力形成和發展的精髓。

  注釋

  1 馬大正:《中國邊疆經略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9頁。
  2 陳連開:《中華民族的孕育——先秦民族史對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的影響》,《黑龍江民族叢刊》1988年第2期。
  3(1)王宣華:《先秦中原文化區域“大一統”秩序觀及當代價值探析》,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第21頁。
  4(2)曾文芳:《夏商民族思想的變遷探析》,《西北民族論叢》第6輯,2008年。
  5(3)田繼周:《先秦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83頁。
  6(4)伍新福:《湖南民族關系史》上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28頁。
  7(5)李伯謙:《夏文化與先商文化關系探討》,《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
  8(6)欒豐實:《試論岳石文化與鄭州地區早期商文化的關系——兼論商族起源問題》,《華夏考古》1994年第4期。
  9(7)王國維:《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第451頁。
  10(8)景以恩:《商族源于齊東新探》,《學術月刊》1996年第10期。
  11(9)王明珂:《華夏邊緣》,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25頁。
  12(10)田繼周:《先秦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35-336頁。
  13(11)劉再營:《周人、秦人與早期華夏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19年第2期。
  14(12)龔蔭:《先秦民族政策概說》,《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1期。
  15(13)辛萬翔:《春秋戰國時期的國家和國際關系》,《蘭州交通大學學報》2009年第2期。
  16(14)李玲玲:《先秦族群遷徙融合與華夏文明進程研究》,《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
  17(15)杜國林:《春秋戰國時期的民族和民族關系》,《思想戰線》1986年第6期。
  18(16)葉文憲:《論漢民族的形成》,《古代文明》2011年第3期。
  19(17)伍新福:《湖南民族關系史》上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27頁。
  20(18)郭偉川:《古“三苗”新考——兼論“三苗”與南方諸族及楚國之關系》,《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2期。
  21(19)《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1933年,第1093頁。
  22(20)黃烈:《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4-55頁。
  23(21)孟鷗:《卜辭所見商代的羌族》,《青島大學師范學院學報》2007年第2期。
  24(22)李龍海:《殷商時期東夷文化的變遷》,《華夏考古》2013年第2期。
  25(23)李克建:《中國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及歷史演變》,《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9期。
  26(24)杜國林:《春秋戰國時期的民族和民族關系》,《思想戰線》1986年第6期。
  27(25)金德谷:《“一帶一路”與邊疆經濟發展:基于滿洲里市的稅收分析》,《廣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
  28(26)解學東:《關于先秦時期人口管理思想的幾個問題》,《史學月刊》1983年第5期。
  29(27)方卿:《專制與秩序——大一統國家形成研究》,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
  30(28)李克建:《儒家民族觀對我國古代民族關系的影響及現代啟示》,《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
  31(29)翁獨健:《中國民族關系史綱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26頁。
  32(30)周倩:《論儒家思想與中國古代“協和萬邦”的外交政策》,《孔學研究》2006年第10期。
  33(31)李克建:《儒家民族觀的形成與發展》,西南民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
  34(32)施芳:《中國民族史史學研究述論》,云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
  35(33)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編:《孫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第407頁。
  36(34)尹波濤、周偉洲:《天下、中國與夷夏:近年來相關研究述評——以李大龍新著〈從“天下”到“中國”:多民族國家疆域理論解構〉為中心》,《西域研究》2017年第1期。
  37(35)顧頡剛:《史林雜識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19頁。
  38(36)梁啟超:《新民說》,載《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21頁。
  39(37)渡辺信一郎:《中國古代的王權與天下秩序》,徐沖譯,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5頁。
  40(38)范文瀾:《中國通史》第1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7頁。
  41(39)羅;:《中國傳統民族觀念的性格特征及其近現代轉變》,《湖北社會科學》1996年第3期。
  42(40)顧頡剛:《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2-5頁。
  43(41)馬衛東:《大一統源于西周封建說》,《文史哲》2013年第4期。
  44(42)徐黎麗、李姝睿:《“大一統”天下觀對中國邊疆治理的影響》,《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5年第6期。
  45(43)李克建:《儒家民族觀思想基礎探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11期。
  46(44)邵方:《大一統思想與“華夷之辨”》,載中國政法大學編:《中國優秀傳統法文化與國家治理學術研討會暨慶祝研究院(所/中心)成立三十周年論文集》,2015年。
  47(45)何晏集解、邢昺疏:《論語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503頁。
  48(46)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第24頁。

聯系我們
范文范例
四川快乐12app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