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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爭的本質及其超越

時間:2020-06-22 11:21作者:姜麗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爭的本質及其超越的文章,自由主義是西方主流的政治哲學派別,社群主義則是在批評自由主義的過程中產生的唯一能夠與自由主義相抗衡的政治哲學派別。雖然在相互詰難的過程中,這兩個派別都會作出某種讓步和理論上的調整,但都保持著各自的基本

  摘    要: 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爭執主要集中于權利與善的優先地位、正義和美德問題。這兩個派別各有其基本理論立場,也各有其局限性,自由主義主張抽象的自我本體,社群主義則主張人們生活于其中的社群本體,兩者都沒有揭示人類社會的本真存在方式。真正能夠揭示人的本真存在方式的本體論是共在論。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所秉持的就是典型的共在本體論哲學立場,它能夠從根本上超越當代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理論局限與實踐困境。

  關鍵詞: 自由主義; 社群主義; 共在論; 馬克思主義;

  Abstract: The dispute between liberalism and communitarianism focuses on the priority status of rights and goodness, justice and virtue. These two factions have their own theoretical basic positions and their own limitations. Liberalism advocates abstract self-ontology and communitarianism advocates the community ontology in which people live. Neither of them reveals the true existence of human society the way. The ontology that can truly reveal the true way of human existence is coexistence. Marxist practical philosophy is a typical philosophical position of co-ontology, which can fundamentally transcend the theoretical limitations and practical dilemmas of contemporary liberalism and communitarianism.

  Keyword: liberalism; communitarianism; coexistence; Marxism;

  自由主義是西方主流的政治哲學派別,社群主義則是在批評自由主義的過程中產生的唯一能夠與自由主義相抗衡的政治哲學派別。雖然在相互詰難的過程中,這兩個派別都會作出某種讓步和理論上的調整,但都保持著各自的基本立場。這兩個派別所立足的本體論都有所欠缺,要么主張抽象的自我本體,要么主張人們生活于其中的社群本體,都沒有揭示人類社會的本真存在方式。實際上,真正能夠揭示人的本真存在方式的本體論是共在論,而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所秉持的就是典型的共在本體論哲學立場,它既可以超越自由主義的抽象個人觀,也可以超越社群主義對社群的虛幻執迷。

  一、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爭執的主要表現

  自由主義過于強調人的權利,認為自由、權利為人所固有,從而把權利視作一種前提性價值,且只注重其形式性存在。自由主義認為擁有權利的個人在社會生活中需要合作,所以才需要組成社群。針對自由主義的這一觀點,社群主義認為權利即使不是一種虛構物(有些極端的社群主義者如麥金太爾正是認為權利是一種虛構),也是社群生活所賦予的,且只有在社群中才能得到實現。所以,社群對人的生存而言具有先在性。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的真正分歧在于:在權利和社群中,究竟哪一個為我們的實踐所內含并能從中獲得利益。正如金利卡所說,自由主義者和社群主義者之間的真正爭論在于,自由主義者擁護個人自主,而社群主義者主張只有社群才與現有的社會實踐相一致。[1]從這個角度看,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爭執主要集中于以下三個方面:
 

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爭的本質及其超越
 

  一是權利與善哪個占有優先地位。自由主義主張權利優先于善,因為自由主義認為權利具有道德基礎,即人要作為一個具有基本權利的人才能進入到社會契約,而契約制定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得各種善。如果沒有權利這一前提性價值,我們所追求的各種善即使再多也無法證明其正當性。自由主義對于社群的態度是:權利優先于善,個人的基本權利即使是為了群體的利益也不能被犧牲。換言之,權利處于前提性地位。自由主義者認為,權利代表著個人的自主和自由,不管我們所處的社群有一種什么樣的傳統和文化價值觀,個人總是可以自我思考和自我選擇。社群應該按照保護和實現個人的基本權利來組成,個人的志趣、抱負和善觀念都是獨特的,善觀念的差別甚至沖突對立也是一種正常狀態。如果這樣,那就削弱了社群在長期的公共生活中形成某些統一的精神氣質和價值取向的可能性。而事實上,社群的這種性質是實際存在的,處于社群中的個人能夠感受并且秉承社群自身獨特的共同目標和價值態度。

  社群主義主張善優先于權利,其理據是社群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得各種善,個體的權利也只有在社群中才能得到保障和實現。人的自我的某種結構性內容的確可以由人們所處的社群生活賦予,但這一點被社群主義者說成是構成性的自我。他們認為,正是社群的文化傳統、社群的價值、社群的成員身份、社群的責任與義務、社群的公益等構成了個體自我的本質內容和成分,所以個人應該服務于社群的公共善,而且也只有在服務于社群的公共善的過程中其權利才能得到保護和實現。顯然,這里的權利不再是那種前提性價值,而是我們生活所必需的內容,如生命和財產等,從而善必然要優先于權利。同時,社群主義還主張應該從權利政治學轉向公益政治學。

  二是正義問題。自由主義主張一種普遍的正義原則,這是由其契約論理論立場所決定的。在自由主義看來,參加契約的人必須是自由而平等的,他們在自然狀態或原初狀態要通過博弈而理性地約定大家都認為是正當的正義原則。因為預先排除了今后社會生活中各種具體的可能情況,因而其正義原則具有普遍性。顯然,自由主義的正義觀是抽象的,但它的提出是有著特定的社會時代背景的。古典自由主義是以資本主義社會的人都是獨立自主的平等的利益主體這一歷史條件為背景的(等級制度社會是無法推出普遍的正義原則的),其正義原則的主要內容牽涉到國家對人們的自由平等權利的保護;新自由主義則還增加了照顧弱勢群體利益的內容,用羅爾斯的話來說,其正義原則不僅要體現自由和平等,還要體現某種制度性的博愛[2]。然而,無論是古典自由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都是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前提的,并不能真正把人們的各種實質性權利的實現作為目標,而只能集中關注人們的形式性權利的保障問題。

  社群主義認為正義是歷史性地發展著的,具有領域性,即不同領域會形成不同的正義觀,所以不存在所謂普遍的分配正義原則,只存在多元的分配正義。這種社群主義的觀點雖有其合理性,但忽視了正義、權利等都是理性概念,是數學定理性的東西,而不是從經驗中得出的概念。事實上,本體的正義原則必須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將各種阻礙正義實現的經驗要素革除以后才能有望得以實現,也許永遠不能完全實現。但是,正義原則的形式規定雖然在現實中不能得到實質性實現,但仍然有范導作用。在社群主義那里,歷史性、情境化的社群觀念以及價值、公善等獲得了前提性價值,因為它認為這些觀念對個體有塑造性的影響。正因為如此,社群主義極有可能泯滅個體的自主性及自由的資格。社群主義者認為,個人的價值觀甚至人格都是由社群生活塑造的,個人的生命和發展空間都是由社群提供保護的,所以,個人對社群必須具有一種忠誠情感。[3]

  三是美德問題。新自由主義號稱繼承了康德的建構主義,卻想拋棄他的劃分本體與現象的哲學立場,認為不需要任何形而上學的前提,而只需要通過無知之幕的代表設置,借助某些基本人性和社會生活之基本需要以及正義的環境來推出正義原則。這種立場雖然更能為人們所接受,并使新自由主義學說中人的任性自由存在著廣大的空間,但卻失去了本體自由理念的引導與制約。于是,在羅爾斯的學說中,美德成為一種附加的東西,而非本質的東西。其實,在康德的倫理學中,各種美德包括仁愛的美德[4],都可以作為義務而得到證成。而康德的仁愛美德的證成,正是在人類共同體的視野中進行的。

  美德之所以在社群主義倫理學中處于重要位置,是因為個體必須服從社群才能獲得發展,個體自覺為社群服務、自覺獻身于公善就是美德。而在自由主義政治哲學中,權利是個人手中的王牌,個人只要守法而不侵害他人的同等權利,其行為就是合法的,至于是否有相應的美德則非其所計。在法治狀態下,他們不太能合乎邏輯地論證美德對社會生活的必要性。美德問題被留給了個人生活,“有美德”意味著一個人能夠抗拒來自感性偏好的動機,并以道德法則直接決定意志。“有美德”就是一個人能夠自覺把尊重他人的權利作為自己的準則,這不僅使其不可能去侵害別人的權利,從而使社會運行的成本降低,而且也會使其身心舒泰、內省不疚、內心自由,從而獲得一種內心幸福。

  可以說,社群主義所持的是一種高調的美德觀,要求個體認同社群價值觀和目標對個人的歸攝作用,從而要求個體完全以社群的公善為念,從而做到無私、奉獻、忠誠、熱愛社群。即使在健全的社群中,如果每一個人都無條件服從社群的目標,而缺少自我反思和自主自由的理性意識,那么這樣的個人就會缺少一種前提性價值,缺少消極自由的真正價值;就會過分重視積極自由,即作為社群成員身份的自由,而這種自由則已失卻本體自由的本旨,過分注重社群的道德目的,遺忘了社群的道德基礎。所以,社群主義無形中把社群的發展當作了目的,而遺忘了人的目的性地位。強調人的目的性地位并不意味著個體不應在現實中為了社群的發展而充當某種意義上的工具。事實上,我們須在促進社群的健康發展中充當某種意義上的工具,但在充當這種工具的過程中應當受到人格尊嚴的目的性價值的最高約束。一方面,在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個人的工具性存在應該在不損害人格的目的性存在的條件下發揮作用;另一方面,這種工具性存在是在通過發展生產力、變革生產關系逐步消除實現真正的正義的障礙性條件過程中發揮作用的。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創造使社會成為自由人聯合體的歷史性條件。

  二、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爭的實質

  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的爭執并無重要意義。從人類共在的歷史發展來看,個人權利概念正是歷史發展的產物,也就是說,它要經歷一個觀念化過程才能出現。人類是在發展出了一種人人都成為獨立自由平等的利益主體的市場經濟體制后才產生了真正的權利觀念,權利也因此才會進入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的核心地帶。這種情況在理論上就是把人們抽象為原子化的個人,并以契約論為理論設置而進行政治哲學的建構,這正是近代西方自由主義的典型特征;進一步就是從人最本質的屬性即理性出發,借助本體與現象的劃分來確認人的真正自由,即脫離自然因果必然性制約的本體自由。人們在以這樣的身份進入人與人交往的現象世界時,就能以一個有理性者的身份獲得一種在普遍法則的約束下大家的任性意志能夠并存的前提性條件或價值,即個人權利,比如生命權、財產權等等。這種權利既是平等的,又是自由的。在權利的觀念化過程中,這是對權利的最好確認。如果它是一種事實的話,那也只能具有一種觀念的實在性。所以,康德說,我們的自然權利只有一種,那就是自由[5]。換句話說,這種權利就是人作為有理性者的本體自我所固有的,它并沒有實際的、現象界的內容。但我們必定要進入到現象性的法律、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所以,這種自由權利要通過生活的實際事項得到確認。

  但是,自由主義把這樣定義的權利看作是社會生活的本質,從而固執于權利對善的優先性,并主張權利的平等就是形式性的平等,而對實質性的權利平等則未作更多的考察。自由主義的思維模式表明他們偏執于權利的形式性特征,并力圖賦予共在系統的相關存在者以神圣權利。實際上,就人的權利而言,顯然可以形而上學的本體自我的信念來論證其為作為有理性存在者的人類所固有,但必須知道,這只是一種抽象的權利,即如黑格爾所說:“成為一個人,并尊重他人為人。”[6]它可以化為法律權利,形式性地保障人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實際上,這種平等權利的實質性要求只有在社會現實制度中才能歷史性地逐步實現,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則存在著實質性的權利的不平等、不自由。實質性的平等與自由權利,必定要通過去除影響其實現的各種障礙來實現,且只有通過發展生產力使社會財富達到極大涌流的狀態時才能得以真正實現。所以,自由主義對權利的形式性特征的執著表明其本體論基礎是偏狹的。

  至于社群,這是人的生活所必需。即使人類在社群中充滿了矛盾、沖突和對抗,我們也要在社群中生活。只有在社群中,我們才能獲得自己的社會本質,發展并證實自己的能力,作出貢獻,獲得收益,并且獲得我們的各種品德,如合作、正義、仁愛、奉獻、正直、忠誠、謹慎、服務公益等等。那么,社群與權利是對立的嗎?或者說,權利是一種虛構嗎?顯然不是,因為社群也要隨著經濟基礎的發展而改變其存在方式,發揮其不同功能。在社會發展到出現獨立的利益主體時,權利首先表現為普遍的形式性權利,并在人類社會的歷史性共在系統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實現人們的實質性權利,直到人類社會組織成為自由人的聯合體。社群作為本體基礎也是偏狹的,因為它只是我們生存的組織環境,雖有歷史性的承傳,或者是由于出生這一自然事實而歸屬于其中。但是,個人必然歸屬于某個社群是一回事,個人實際生活于其中的社群的價值特點是另一回事。從歷史來看,社群也經歷了許多不同形態、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從現實的社群來看,社群對個人確實有某種構成性影響,但是這種影響能否型構個人的人格概念、個人的自主及其道德原則則需要認真分析。誠然,社群生活對個人而言可以塑造其某些善觀念的具體內容,包括某些價值觀、生活方式、美德與規則、思考方式等方面的觀念,但隨著歷史的發展,隨著人們成為獨立的利益主體和交往的無限擴展,抽象的權利意識必定會出現,并且成為個人自我的某些前提性價值取向。在這個時代,個人作為自主的人,將成為一個能夠進行普遍的理性推論的個人,必然具有某些形式性的法則意識,這是所有進行普遍社會交往的人們所必須遵循的。個人在某些社群中所習得的價值觀念,都應該與這些普遍的法則相互協調,否則難以進入到一些由法則或普遍法律所維系的共同體的生活之中。比如,某些土著氏族雖有非常強烈的社群意識,但如果沒有發展出一種抽象的普遍的理性推論能力,就無法進入到現代國家的政治生活之中。換言之,本體的意識是在超出了社群的特殊性即現象的、歷史的具體時空之后才獲得的。它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現象,必須在經歷了相當長的歷史發展和社會生產生活方式以及交往、交易方式的變革之后才能出現。這是啟蒙的積極成果。它的好處在于適應著越來越廣泛的社會交往(國際交往)的需要。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是潛在的交易交往伙伴,一句話,要具有世界公民的眼光。這正是康德《實用人類學》的主旨[5]?档碌娜龡l思考律令表明他已經非常明確地認識到這一點,同時也提出應該采取多元論的觀點。我們認為,社群主義不能忽略這一觀點的正確性,也不能合理地加以反對。社群主義者會說,即使我們在用世界公民的眼光來看待他人時,也帶有在自己社群中生活所形成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但是,人們首先應該形成一種普遍的思維方式、一種普遍的價值觀念,并以這種價值觀念來調適自己的地方性知識和價值觀點,使之成為普遍價值觀念的實現方式。唯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達成共識。

  自由主義對權利的重視,確實指明了現代社會的一些根本性特征,但是他們的權利觀和正義原則只能彰顯其形式性方面,維護的是以財產權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度的正當合理性,而無法為其實質性的實現指明方向,因而自由主義不可能正確解釋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不可能真正實現人的絕對尊嚴。社群主義批判了自由主義個人觀念的抽象性和原子化,主張以共同體本位取代自由主義的個人本位,這對批判個人主義起了一定作用,但它并未完全正確把握個人與社會、自我與傳統的真實關系。對于社群主義而言,社群生活就是日常的群體生活,比如家庭、鄰里、社區、志愿團體等組織的生活。社群主義把眼光放在這些社群上,并分析其歷史文化的承傳性、社群共享的價值態度和行為型式,特別重視它們對個人的自我的塑造性影響。這種價值關懷,表明他們把社群看作一種本體性存在,從而在一定意義上揭示了個人對社會的依賴性,具有一定的價值合理性。但實際上,社群生活還要受制于一些更根本的東西,即人類積累的物質財富,一個社會、區域、組織的生產方式,以及生產力發展水平。實際上,不僅工廠組織、農業生產組織形式要受到生產力水平的制約,就是家庭這種從傳統上說比較穩固的社群組織也會受到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影響,有時甚至是根本性的影響。個人的思想觀念、價值態度甚至道德觀念,從根本上說是植根于社會物質生產方式之中的,所以,社群主義將個人價值觀的塑造完全歸之于來源社群生活并沒有獲得根本性洞見。換言之,他們認為只有在社群中才能使個人的權利得到實現,才能使個人真正行使自由、受到平等和公平的對待,這表明他們把這些價值觀念看作是社群預先擁有的,而沒有看到人們能否真正獲得自由和平等,從根本上來說,在于人們如何組織生產以及怎樣進行生產。換言之,社群主義仍然停留于形而上學地抽象的層面,而沒有看到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交往關系所賴以存在與建構的恰恰是形而下的具體的物質生活方式,沒有看到正是在滿足需要的物質生產過程中,人類的社會本質才得以確證與實現;正是在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中,人類才突破了封建主義的桎梏而進入到所有人都成為獨立的利益主體并享有法律面前的自由和平等權利的社會形態之中。

  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都只是過于強調人們存在的某些方面,而不是實事求是地看待它們在社會生活中的恰當地位、性質和功能。不論是自由主義從原子化的個人出發,還是社群主義從具體的人出發,實際上都是從人出發。從人出發去進行社會建構,在邏輯上暗含著把社會歸結為個人的觀點。然而,要弄清社會建構是否應從人出發的問題,需要對人與社會的關系進行考察。張康之認為,在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上,“需要持有一種動態的歷史觀”[8]。從動態的意義上來考察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就會發現社會并不是獨立于人之外的存在,而是包含在人的生活和活動之中的;就會發現社會恰恰是個人的實質,是個人的社會生命的存在方式,人的行動建構了社會,同時也證明了自己。

  當今,人類生產、生活和交往已經進入到全球化、后工業化時代,社會呈現出高度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這種社會的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的社會特性,對人提出了共生共在的要求。而基于人的共生共在的社會建構將會在理論上實現對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的超越。

  三、超越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之爭的合理路徑

  從形而上學的角度說,人的共在才是本體性的,人的本真存在方式是共在。國內學界對共在論的闡釋最具代表性的是趙汀陽,他認為:“任何事都必定形成一個共在狀態,在共在狀態中的存在才是有意義的存在。共在存在論的基本原則是:共在先于存在。”[9]所謂共在,就是指人的生存是在人與人、人與周圍環境、人與人類的歷史性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承傳息息相關的系統中的廣闊時空體中進行的。就人的生存而言,共在是歷史性地發展著的,其基礎是人類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所以,必定既要與周圍自然環境進行物質變換,又要與他人、社群及其文化傳統產生密切的交互作用。隨著社會物質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生產方式必然會發生變化,人類的生產工具、生產技術、交往方式必然會發生深刻變化,這必然對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產生深刻影響,而人類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化也必然會對自然環境造成影響。換言之,共在論主張人的生存是與生存所關涉的各個要素、各個方面共同存在、相互斗爭與妥協、一同進化的歷史過程。

  共在論包含以下核心要義:首先,人類生存的共在系統中的所有要素及各個子系統都處在相互聯系和相互影響之中,而且每個要素和子系統都具有其承受壓力和沖擊的限度,過度則會崩潰。而一旦崩潰現象較大程度地發生,則整個共在系統就會受到嚴重影響。其次,所有要素和子系統都有其獨特的存在方式,都經過長期的歷史演化而形成了現在較為穩定的狀況,從而可以說,它們都應該按照自身的本性存在、發展下去。它們發展中的某些重要方面都會在人類的思想中經歷一種觀念化過程。比如,在人們擺脫各種人身依附而成為獨立自由平等的利益主體時,權利概念就會突顯出來,成為人們思考的重心;在個人主義泛濫從而造成人的原子化和社會分裂之時,社群觀念就凸顯出來要求得到重視和重建,并以社群的共有價值觀來塑造個體的自我。這些都是在人類歷史發展中逐步出現的,其背后的客觀基礎是人類物質生產方式的深刻變革。再次,在整個共在論系統中,人和人類社會是最為活躍、積極的要素和子系統。從人類的眼光看,這個系統的存在是為了人類的福祉,因為只有人類才有理性、有計劃地追求自己的福祉,并且能夠享受這種福祉。而其他動物即使有感覺甚至有智力能夠感受某種快樂,也不能有理性、有計劃地營造自己的生活,所以是共在系統中的被動的要素和子系統。從次,只有人才是自然界的目的(至少可以這樣設想),所以,只有人類才能對這種共在系統負責。這個系統的好與壞,確實關系到人類本身,最終受益在人、受損在人,故最高責任亦在人。最后,人類生存的最高目標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人類社會成為自由人的聯合體,以及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矛盾沖突最終得到和解,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

  在我們看來,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所秉持的就是典型的共在本體論哲學立場。在考察人的本質時,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0]現實的一切社會關系如經濟關系、政治關系、法律觀念、與傳統文化的關系、生活組織關系,包括在家庭、市民組織、國家中的關系等,都是塑造人的本質的基本要素。同時,馬克思恩格斯突出強調勞動對人類發展的重要性,而勞動就牽涉到人與自然的關系,因為要勞動必須有勞動資料。但是勞動資料的私人占有情況把人群分為占有者和被剝奪者,并且,資本的逐利本性、大工業的發展,使得物質生產采取了極大地榨取自然資料的有用性的方式,從而不僅導致了勞動異化,也導致了對自然環境的極大破壞。人類歷史的未來發展,必然要走向人與自然矛盾的和解,達到人與自然這個共在系統的健康保持和協同進化。

  共在論認為,我們應該如實地看待社會生活系統中的所有要素和子系統,考察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并揭示其歷史性的發展規律。比如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既相互對立又相互統一,是推動著人類社會歷史向前發展的內在動力。生產力是最活躍的要素,正是它的發展推動著生產關系的變革,并相應地帶來政治制度、社會心理、思想文化、價值觀念等的深刻變革,而后者則有其歷史承傳性,對人們有著重要的塑造作用,可以塑造人們的行為方式、文化性格和思想品格,對經濟基礎的發展起著反作用。在科學揭示歷史發展規律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雄辯地證明,人類歷史發展的每一步都在為消滅私有制、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提供物質基礎。那種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生產關系必定會失去其歷史合理性,讓位于財產公有,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未來社會必然實現。

  當然,單是人類社會生活系統就足夠復雜,所以們在考察人類生存時首先聚焦于人類社會的組織、分配的正義、合作方式、沖突的化解、人的尊嚴等問題是十分自然的。在這方面,共在論的立場也能更好地反映人類生存的本相。在歷史進程中,有些因素和方面會突出強調,會經歷一種觀念化的過程。比如,在歷史發展到進入階級社會時,首先凸顯的是人的身份等級,它按照生產資料的占有情況決定勞心與勞力的分別,決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決定奴隸主與奴隸的等級,決定封建領主與佃農的區別,決定資本者與工人的區別等等,并且這樣的等級區分被認為是天然合理的,是符合正義的。所以,在社會中,共在可以充滿沖突、對抗,而又統一在一個整體之中。在自然與人的關系中,共在可以是這些不同的情形:或者在生產力比較低下的狀態下,人與自然的關系是相對和諧的;或者在大工業的背景下,人與自然的關系處于高度緊張的狀態,即造成嚴重污染,超出自然界的自凈能力,甚至使有些自然資源趨近于消耗殆盡的狀態;或者在生態意識高漲時期采取綜合治理措施,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達到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狀態;等等。

  顯然,在這些不同的共在形態中,人的實踐起著關鍵性作用。如果我們能夠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待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共在的不同形態,那我們就不會囿于某些特定觀念化的狀態,認為它們就是人類存在的本質或者前提,從而偏執地堅持某種特定的立場,比如自由主義偏執于形式性的權利的優先性、社群主義偏執于特定社群的優先性。在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框架中,我們能清晰地闡明權利的產生、性質及其作用的范圍,以及它的歷史性發展的特點;同時也能闡明新時代社群的存在形態及它們對人的自我的塑造作用的階段性特征。

  總之,只有科學地揭示社會發展和人的發展的內在規律,才能超越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之爭。所有問題都是人的問題,人的問題在于其社會性本質。人的社會性本質在于以社會生產的方式再造自己的生存環境,在于生產物質生活資料的實踐,在于以最無愧于人性的方式與自然界進行物質變換。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個人與社會、自我與傳統的關系問題上,社群主義與自由主義各有其片面性:個人主義只抓住了個人、自我的方面,社群主義則只強調了社會、傳統對個人和自我的約束方面,從而把社會、傳統看成是脫離個人和自我而存在的抽象整體。而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則以歷史唯物主義為基礎,從人與社會關系互動的現實出發,找到了一條從根本上超越當代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理論局限與實踐困境之路。這就是通過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來促使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并主動地進行社會上層建筑如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變革,主動地調節人與自然的關系,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人格尊嚴的真正實現、社會成為自由人的聯合體、人與自然的和諧提供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以真正實現人類生存的共在的本體論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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