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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鍛煉對青少年運動消費的影響研究

時間:2020-07-08 11:30作者:陳晨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體育鍛煉對青少年運動消費的影響研究的文章,大眾體育的興起,首先依托于消費社會的誕生。富余的閑暇時間與過剩的消費能力使得人們有機會從事到體育、旅游等文化休閑活動中,人們常說的“有閑有錢”正是對消費社會的形象描述。

  摘    要: 在當前社會高速發展和科技進步迅猛發展的背景下,體育鍛煉也被賦予了新的內涵。由體育鍛煉生發出的消費范疇并不局限于單純的商品交易,人們通過消費實踐獲得身心狀態改變和帶有認同感的消費體驗。根據消費對象的不同,體育消費可以分為自目的性消費、輔助性消費和工具性消費三個類別。體育鍛煉的具體行為深刻影響了消費的內容和種類。體育消費的類別因人而異,不同特質的青年表現出不同偏好。體育消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互聯網科技的影響。

  關鍵詞: 體育鍛煉; 體育消費; 自目的性消費; 輔助性消費; 工具性消費;

  一、引言

  大眾體育的興起,首先依托于消費社會的誕生。富余的閑暇時間與過剩的消費能力使得人們有機會從事到體育、旅游等文化休閑活動中,人們常說的“有閑有錢”正是對消費社會的形象描述。中國在市場轉型過程中發生的消費革命催生了許多新興的市場消費和消費者群體。以體育鍛煉為載體的運動類消費的風靡體現了消費社會學范式的“實踐”轉向,使消費回歸到生活的物質性和日常常規性[1]。近年來,隨著體育鍛煉被冠以先進的生活方式的標簽,運動健身的熱情被大大激發。尤其在青年群體中,這種身體活動已經不局限于“活動一下”,運動也要講究專業性,健身也要有檔次,一時間裹挾著各種專業知識的APP和網絡達人、視頻直播樸面而來。從什么樣的身體是健康的,應該吃什么到什么運動鍛煉哪塊肌肉,運動周期和運動頻率都有精心設計。體育鍛煉的內涵已經遠遠超出運動本身的目的,由此帶來的運動消費也成為一項重要的體育產業。

  體育鍛煉與體育消費是一個彼此關聯的問題,不僅體現了運動者的主體性,也反映了消費文化和青年亞文化的內容。事實上,青年的體育消費文化并非只屬于青年群體,還成為社會流行趨勢的風向標,并據此來建構個體身份。對于青年而言,消費的滿足感是與自尊和自我實現相連的情感紐帶,是創造自我認同和幸福感的一種呈現方式。因此,青年的體育消費不只是個體與市場之間的單向度關系,還蘊含著個體、群體、社會與市場之間的多元關系。作為日常消費的一部分,青年在體育類別上的消費內容反映了慣習、認同感、階層地位等特征。同時,作為青年消費文化的一部分,只有將青年的體育消費置于消費文化的整體視野之中,深入挖掘其兼具工具理性和情感表達的雙重屬性,才能更好地理解青年的行為和自我感知。這就需要在市場轉型和消費變遷的背景中,重新審視個體、群體與體育消費市場之間的關系。

  二、文獻綜述與分析框架

  1. 體育與消費社會的關系

  西方社會將體育與社會的關系研究劃分為五個領域,社會階層與體育、種族與體育、性別與體育、媒介與體育、全球化與體育[2]。其中社會階層是理解體育的關鍵概念,布迪厄在《體育與社會階層》中提出體育必須置于一定的“場域”中理解,并且與其他活動一樣,是具有支配階層的,有些體育項目是精英運動,體育參與與社會階層的關系依賴于閑暇時間,經濟與文化資本以及體育被附著的功能和意義[3]。因為人們處于不同的階層,具有不同的品味和文化資本,所以同一體育活動會被賦予不同的內在和外在意義[4]。隨著體育研究的進一步發展,研究者們也關注到體育參與對弱勢群體的流動起到橋梁作用,成為他們向上流動的通道[5],提升他們的自尊[6],使他們獲得更多社會資本[7],并發展出積極的社會認同[8]。如何通過體育參與區分不同形式的文化消費和不同的社會群體是體育社會學一直在探討的問題,正如布迪厄所言,首先要為體育分析建立一個解釋的情境,這為在消費社會中研究體育參與提供了理論依托。
 

體育鍛煉對青少年運動消費的影響研究
 

  早在上世紀末,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已經重視體育消費對于經濟的貢獻,體育相關產業的消費額超過了直接的體育商品[9]。而體育消費始于對身體的研究,讓·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中分析了消費文化借助符號的力量,使身體成為生產符號的場所[10]。邁克·費瑟斯通則探究了身體在消費社會中如何作為自我被體驗以及改造,認為消費的身體具有內外兩重欲望,內在的身體需要物質享受,外在的身體需要美的展示,這兩重欲望都需要消費來滿足[11]。如今的消費社會也已經形成了一個近乎完整的身體工業群,身體不再是一個空殼和一具皮囊,實質上它代表了對自我的關系認同,人們可以根據這種認同來判斷其生存狀態和社會地位,換言之,身體就是看得見的自我,身體的外在形象嚴重影響著一個人的自信與意識[12]。體育參與是一種對身體的消費與形體的塑造—也是一種社會不同群體差異區分的依據之一[13]。參與某項體育運動的人凝聚的基礎經常是一種共同身份的認同,由此生發的情感,也如同認同的社會建構一樣,是依照特定規則建構出來的產物,個人可對自身情感進行管理[14]。青年在體育參與中將自己的消費行為和過程嵌入在具體社會環境中,其自主性受到環境約束并在環境中不斷適應和改善[15]。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研究了體育與社會的關系,身體消費與體育參與的區別與聯系,并解釋了在現代社會中,傳統的先天等級身份制度已經不復存在,消費成為人們構建身份認同的途徑和工具。對于在消費主義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青年一代,消費無疑成為青年身份認同建構的主要來源,既可以為青年提供建構身份認同的手段和參照系,也可能加劇認同危機的產生。

  2. 青年群體的體育消費

  青年的消費狀況是洞察社會生活方式的基礎,他們有促進新消費方式的能力[16],其當前的消費狀況表達了他們想要成為某種角色期待的意愿[17],是他們成為“自我”,區分“他者”,形成個體和群體認同建構的關鍵。

  對于體育鍛煉者來說,閑暇時間是稀缺資源,具有機會成本。同樣,他們手中的錢也具有機會成本,把給定的錢用到了這里,就不能用到其他地方,消費者憑什么把時間和錢都用到健身上呢?近年來持續高溫并有由大眾參與走向專業化趨勢的、以運動健身為主導的體育參與成為青年人熱衷并為之樂此不疲地付出時間和精力的消費領域,由此帶動了一系列相關產業的快速發展,例如,健身房、健身教練、體育器材、專業服飾、可穿戴設備,甚至還有功能飲料、營養餐等。

  在消費社會里體育健身屬于參與型消費[18]。進一步的細分發現體育消費的類別由于直接消費對象的差異還可以形成三個子類別。第一,用于自身身體健康的消費,我們稱之為自目的性消費。“自目的性”指的是行動的目標就是行動自身,換言之,自目的性的活動指的是那些主要追求內在回報而非外在回報的活動[19]。體育鍛煉最大的功能就是維系和增強個體身體機能,保持健康狀態,以此為目的所參與的體育項目、培訓課程的消費是自目的性消費的具體體現。第二,把體育作為一種愛好,為此付出的消費,我們稱之為輔助性消費。因為其不直接與身體機能發生關系,其消費對象是自己的興趣愛好。第三,用于支持體育鍛煉必需的運動工具,比如服裝、鞋、運動裝備等,我們稱之為工具性消費。消費工具的可供性對消費形式有顯著影響,可以增加消費者的選擇性,降低消費門檻,帶來更好的消費體驗[1]。根據體育消費對象差異劃分出不同的消費類型,可為后續更深入的研究打下基礎。

  3. 體育鍛煉的中國現狀

  體育鍛煉行為是指人們有目的、有意識地利用閑暇時間,采用體育的手段和方法,為謀求身體健康或達到其他某種目的而進行的身體活動[21]。研究表明體育鍛煉不僅能夠強身健體,還能有效提升個體社會經濟地位,增加個體收入,為社交創造條件[22]。居住區域的差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人們的體育鍛煉行為,具有相似社會階層、價值認識和消費行為的居民在體育鍛煉行為上存在相似性[23]。一項針對廣州市社區居民的調查顯示,以健身為目的的體育鍛煉行為最多,小球類項目、快步走、慢跑的體育參與率最高,健身房和小區廣場是人們最常去的體育場所,體育消費水平與收入存在相關性,在對體育重要性的認識上存在階層差異[24]。就大學生而言,廣州的經驗調查表明大學生體育活動等級處于中低等水平,運動強度小、時間短、頻率低、運動量少,男生體育活動等級明顯高于女生[25]。以上研究表明,體育鍛煉不僅在促進人的身體健康發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也為個人實現階層跨越提供巨大推動力。持續升溫的體育健身在對身體進行規訓的同時,也形成了消費分層,并產生相應的個體和群體認同感,人們在網狀的社會結構中尋找自己的位置。

  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重點對青年體育鍛煉的現狀進行深描,并將與體育鍛煉相關的身體活動行為、對體育鍛煉的態度認知,以及青年的個人特質等因素綜合起來,考察其對體育消費的影響作用,從而更深刻地理解消費社會的豐富意涵。

  三、調查數據與研究設計

  本研究的數據來源于2019年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主持的“青少年體育參與狀況及影響因素研究”課題的問卷調查。該調查在北京、上海、安徽、山東、湖北、福建、廣東、重慶、云南和青海10個省市進行,采用規模等比(PPS)的多段隨機方法抽取調研學校,并按照隨機抽樣原則獲取學生樣本,最終獲得中小學生樣本7651份,大學生樣本6613份。本文所采用的數據為大學生樣本。

  1. 因變量

  本研究的因變量是青年的體育消費。在調查設計中,要求受訪者根據不同的類別估算了自己的消費檔次,從低到高依次為無消費,500元以下,501~1000元,1001~1500元,1501~2000元,2001~2500元,2501~3000元,3001~4000元,4000元以上,并分別賦值1~9分。體育消費共設計了8道題目,為了了解受訪者體育鍛煉情況與體育消費之間的關系,我們運用主成分法對8個調查題目的結果進行了因子分析。經過最大方差法旋轉,從表1中可以清楚看出,8個題目分成了三個因子。第一個因子包括受訪者購買付費課程、體育培訓、體育活動和體育器材的消費,我們稱之為“自目的性消費”。第二個因子包括受訪者參加一些體育賽事、觀看體育比賽和租賃場地或器械的消費,我們稱之為“輔助性消費”。第三個因子包括受訪者購買運動服飾和運動鞋等的消費,可以稱之為“工具性消費”。為了便于在回歸模型中更為直觀分析各個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情況,我們運用公式把這三個因子轉化為0~100的分值,作為多元回歸模型的因變量[26]。

  表1:青年體育消費狀況的因子分析
表1:青年體育消費狀況的因子分析

  2. 自變量

  身體活動:體育鍛煉最核心的內涵是指身體活動,包括強度、頻率和時間。在當前快節奏的生活方式下,壓力化生存成為廣大青年在時間管理上的突出矛盾,閑暇時間是用來上網刷劇還是用來鍛煉健身抑或是學習充電,每一項活動都有相應的機會成本?疾旆峙湓谏眢w活動上的時間安排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青年身體活動的特征。本研究根據大學生的校園生活特性將身體活動的測量界定為在常規體育課之外的體育鍛煉行為,包括了每天鍛煉的時間,堅持鍛煉的時長(以年為計量單位),是否參加課外體育培訓,以及是否利用運動類APP等問題。變量詳細信息參見表2。

  態度行為關系:體育鍛煉的習慣養成與堅持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自律性和自我效能感的提升。本研究從“運動習慣”和“運動態度”兩個維度對態度行為關系進行測量。首先,“運動習慣”是沒有特定目的或意識的自發認知過程也有可能會解釋的行為,對于經常從事身體活動的青少年而言,其參與身體活動的行為并非有意識決定的結果,而可能只是一種習慣的驅使或遇到了與參與身體活動相符的特定情境[27]。“運動態度”反映了行為執行的意向,反映了個人參與某項行為的意愿和對某項行為積極或消極結果的總體評價。因此,本研究根據問卷中“對以下體育鍛煉行為和觀點打分”的回答情況,通過因子分析構建了一個“態度行為關系”的變量,它折射出青年群體的體育鍛煉習慣和態度。該題內容包括“我喜歡利用課余時間參與體育鍛煉,我形成了規律的體育活動參與頻率,我喜歡參與體育活動,我個人選擇的課外體育活動能滿足自身多元體育需求,我樂于付費參加課外體育培訓”五個題目,答案分別為“1非常符合,2比較符合,3一般,4不太符合,5非常不符合”。這五個變量的KMO值為0.818,Bartlett's球形檢驗的結果小于0.001,說明適合做因子分析。通過因子分析,得出一個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即“態度行為關系”因子。因子得分越高,說明運動積極性越高,表明運動自律性越好,態度越積極。

  3. 控制變量

  為了排除其他因素對分析結果的干擾,本研究將一組與受訪者社會人口學特征有關的變量作為控制變量,包括性別、年齡、是否獨生子女、家庭所在地的城鄉屬性、就讀階段(分為大專、本科、研究生)。在大學生群體中,男性3782人,占57.2%,女性2831人,占42.8%。不同年齡段受訪者的比例分別為:18歲以下受訪者占2.2%,18歲占29.2%,19歲占31.1%,20歲占19.0%,21歲占8.3%,21歲以上占10.4%。就讀階段為大專的比例為52.2%,本科為41.4%,研究生為6.4%。獨生子女的比例為36.0%。家庭所在地為鄉村的占比53.4%,縣城為20.9%,縣以上城市為25.6%。

  表2:自變量基本信息
表2:自變量基本信息

  四、研究發現

  1. 自目的性消費

  在表3中,我們構建了三個模型。模型1考察了身體活動的諸項內容作為自變量對于自目的性消費的影響。根據前文所述,自目的性消費沒有其他目標,就是對自我的消費,是個體投資于自身,出于身體和健康的需要。身體活動是體育鍛煉的基礎內涵,身體活動的時間、頻率、強度均體現了個體對生物性身體的控制。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了態度行為因子,該變量測量了個體體育鍛煉的主觀態度。模型3加入了所有控制變量,三個模型的分析結果一致。每天參加體育鍛煉的時間,參加體育鍛煉的延續性,以及是否參與專業性的培訓對青年體育的自目的性消費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那些每天積極鍛煉并持久堅持的個體,以及受過一些專業培訓的個體,相對于體育鍛煉少的人而言,投資于自身的自目的性消費水平較高,前者可以稱之為大眾口中的“健身達人”,由此可見越是積極投身于體育鍛煉的人越重視自我。在自目的性消費上,態度行為關系因子這一變量對消費水平沒有太大的影響。從統計結果看,在控制變量中,就讀階段和家庭所在地兩個變量對自目的性消費也有顯著影響。也就是說,就讀階段越往上,自目的性的消費水平越高;家庭所在地越趨向于城市,自目的性的消費水平越高。

  表3:青年體育自目的性消費的回歸模型
表3:青年體育自目的性消費的回歸模型

  注:(1)括號內為標準誤。(2)*p<0.05,**p<0.01,***p<0.001。

  2. 輔助性消費

  輔助性消費并不是作用于個體自身的身體機能的,而是與體育鍛煉相關的周邊消費?梢允菫槟撤N體育愛好付出的消費,也可以是某項體育活動中的一個環節。在表4中,我們同樣構建了三個模型,在模型1中,同樣是身體活動頻率、時間、強度更高的個體對于輔助性消費的影響更大。在模型2中,態度行為關系因子的進入對輔助性消費產生了一定影響,可以理解為對體育鍛煉持積極態度的個體對體育周邊的消費有正向影響作用。在模型3引入控制變量后,堅持參加體育鍛煉的年限和態度行為關系不再顯著,說明實際上這兩個變量對輔助性消費沒有影響,而是由控制變量的作用引起的?刂谱兞恐行詣e、年齡、就讀階段、家庭所在地和是否獨生子女都對輔助性消費有顯著影響。男性的輔助性消費更高;年齡越大、就讀階段越高,消費水平越高;家庭所在地越趨向于鄉村,輔助性消費越多。我們的受訪者為大學生,他們現在的生活地點為大城市,可以理解為從鄉村走出來的學子們在大城市中可以把自己對于體育運動的熱情釋放出來,相對于原生地來說,大城市有更好的參與體育活動的物質條件,有利于輔助性消費的實現。獨生子女的輔助性消費高于非獨生子女,受訪的大學生群體大多數為在校生,經濟來源主要依靠原生家庭,輔助性消費相對于自目的性消費而言有一定奢侈性,因為是對愛好或者與自身身體機能相關性較弱的行為的投資,可以認為這是獨生子女相對于非獨生子女的優越條件,他們獨享了家庭資源的供給。

  表4:青年體育輔助性消費的回歸模型
表4:青年體育輔助性消費的回歸模型

  注:(1)括號內為標準誤。(2)*p<0.05,**p<0.01,***p<0.001。

  3. 工具性消費

  與前兩類消費類型不同的是,工具性消費具有促進體育行為發生的作用。工具消費因子的兩個變量分別為運動服飾和運動鞋。而這兩種工具是常規的人們的日常生活必需品。當它們與體育鍛煉結合在一起時,則被賦予了更高的專業性內涵。工具的更新換代會帶動體育行為績效的提升,也會激發人們體育參與的積極性。特別是在科技高速發展的時代,穿戴工具不僅具有裝飾效果,還附加了許多專業性功能,例如防輻射、防曬、支撐肌肉、固定骨骼、運動排汗等。這就使得工具性消費的范疇更加廣泛,不僅存在于專業的體育活動中,也在群眾性體育鍛煉中大量出現。在表5三個模型中,模型1顯示的身體活動的特征均對體育工具性消費有顯著影響。在模型2中,態度行為關系因子納入方程后,其對工具性消費也形成顯著影響,表明運動積極性越高的人用于工具性消費也越多。模型3加入了控制變量后,是否參加體育培訓班對工具性消費的影響不再顯著,說明這個變量對工具性消費沒有影響,而是由控制變量的作用引起的。值得一提的是,與前兩類消費類型不同,使用運動類APP這一變量檢驗顯著,說明使用APP越頻繁的個體進行工具性消費越多。運動類APP有鮮明的專業特色,不僅能夠提供運動課程、計量個體運動特征、測評身體狀態,還有用戶互動區,運動用品售賣板塊,甚至提供運動飲食搭配,更有食材一鍵加入購物車的功能。使用這類APP越多的人對它的依賴性就會越強,卷入度就會越高,工具性消費也就越多。在控制變量中,性別、就讀階段、家庭所在地、是否獨生子女幾個變量都對工具性消費有顯著影響。從分析結果來看,男性比女性有更多的工具性消費。通常來說男性比女性對體育鍛煉更有積極性,在體能、力量、爆發力等身體條件上優于女性,對體育項目有更強適應性,這也促使男性在體育用品上有更多選擇性,尤其在功能性的運動鞋和運動服上,因此工具性消費較高。就讀階段越高,所在地越趨向城市,工具性消費越多。就讀階段提升說明受教育程度提高,意味著個體對知識認知在廣度和深度上有所改變,工具科技含量的提高是促進工具性消費提高的前提,知識認知能力的提升會對工具的高科技產生認同感,從而促進了消費的產生。城市相對于鄉村有更多商品、更加開放并對新鮮事物有更強包容性,體育工具的發展是在有了一定閑暇時間和相對較好的經濟條件下產生的,因此城市的工具性消費更高。對于獨生子女在工具性消費上的較高水平的解釋與前文所述類似,此處不再贅述。

  表5:青年體育工具性消費的回歸模型
表5:青年體育工具性消費的回歸模型

  注:(1)括號內為標準誤。(2)*p<0.05,**p<0.01,***p<0.001。

  五、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基于青年體育鍛煉的狀況,探討由此產生的體育消費問題。在當前社會高速發展和科技進步迅猛發展的背景下,體育鍛煉也被賦予了新的內涵。人們更加注重科學化、專業化的健身方法,講求健身設備、著裝與運動項目的適配性,更有一些體育愛好者關注專門的體育健身社區,仔細琢磨運動工具,在網絡上檢索各種測評報告,觀看教學課程,其目的是為了讓自己在參與體育鍛煉的時候更加專業化和有意義,不是單純的“到此一游”。以上種種行為都和消費發生了或多或少的關聯。在新形勢下,由體育鍛煉生發出的消費范疇不單純局限于商品交易,人們通過消費實踐獲得身心狀態改變和帶有認同感的消費體驗。通過對青年體育參與行為的數據分析,本研究得出以下結論。

  首先,體育鍛煉深刻影響了消費的內容和種類。體育鍛煉是維系個體身心健康不可缺少的要素,采取的手段和方法可以是多樣的。個體進行體育鍛煉的目的不同,對其消費的影響方向就會存在差異。有的是為了強身健體,有的是為了娛樂放松,還有的是為了提升外在形象,達到減肥健美的目的。不考慮個體差異,僅就體育鍛煉行為本身而言,那些經常參與體育鍛煉,注重專業性訓練方法的個體在自目的性消費、輔助性消費和工具性消費幾個維度都呈現較高的趨勢,也就是說,體育消費的最強的影響因子在于身體活動行為。同時,對體育鍛煉的主觀態度也是影響其個體消費的重要影響因子。那些對體育運動感興趣的人對輔助性消費和工具性消費有較強影響力,例如球迷,體育明星的粉絲,他們會喜歡觀看球賽,去購買偶像的限量版體育用品,甚至打個飛的,只為給自己喜歡的團隊/明星吶喊助威。對體育的喜好能夠促使個體關注相關信息,并形成對周邊產品的消費。

  其次,體育消費的類別因人而異,不同特質的青年表現出不同偏好。通常來說,男性比女性在體育運動方面更有優勢,但在自目的性體育消費方面,兩者沒有差異,在輔助性消費和工具性消費方面男性的消費水平更高。自目的性消費是為身體本身而進行的體育鍛煉行為,只與個體的運動習慣、周期密切相關,性別在其中未能起到影響。輔助性消費和工具性消費受到性別上的影響更強,體育場館被稱為“男性文化中心”,男性參加各種體育比賽,許多體育運動都是男性創造并且是為男性服務的[28]。相應的,與體育鍛煉相關的運動工具與男性的適配性也更高,所以,男性在輔助性消費和工具性消費方面表現出更高水平。除此之外,體育消費也存在一些城鄉差異和年齡差異。前者主要來源于社會變遷產生的城鄉之間在經濟發展、文化教育、社會流動、階層地位等層面的差距。后者是一種文化資本的累積,本研究中的年齡差異是以青年的學業就讀階段來測量,年齡大意味著學業層次高,受教育年限長,掌握的文化資本更多。文化資本在布迪厄看來能夠增強和維持現有的階級結構,消費品味與階層地位密切相關,而消費品味的形成是通過教育系統習得的,尤其是高等教育[13]。體育消費作為大眾消費的一個方面,也受到中產階層消費文化的深刻影響[30],具有更高教育水平的青年更加認同中產階層的生活方式,因此在消費方式上也逐漸向他們靠攏,體現出較高的體育消費水平。

  最后,體育消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互聯網科技的影響。健身軟件的風靡不僅形成一種新的身體規訓機制,更是一種獨特的消費實踐[31]。本研究發現,健身APP使用頻繁的個體尤其在工具性消費上表現出較高的消費水平。健身軟件實現了個體不受特定空間限制又能接受“教練”指導的功能,讓人們的碎片化時間得以利用,受到忙碌的上班族、學生族的青睞。在軟件的協助下,使用者可以記錄自己的運動規律、飲食狀況、身體改觀狀況,很好檢測健康,并允許使用者在軟件內部的社區發帖、回帖、與他人形成互動。伴隨而來的是使用者對健身軟件的依賴,在大數據時代,個體在互聯網上的使用習慣被記錄,某一次感興趣的物品在下一次瀏覽網頁時就會被推送,人工智能通過算法掌握了個體偏好,人們在無形中被技術所控制。嵌入在健身軟件中的商品迎合了使用者的需求,個體順其自然地實現了這樣那樣的消費。

  總的來說,在青年的體育消費問題上,我們需要探討體育運動本身與消費的內在聯系,而體育運動的內涵也發生了新的變化。專業化、競技化的體育項目正在走入普通大眾中,使人們有更多的渠道去體驗專業運動員曾經參與而普通大眾原本無法企及的項目,更多青年對多種多樣的極限運動感興趣,男性體驗女性柔韌性的瑜伽、女性體驗男性力量型的拳擊,這在今天看來都不是什么新鮮事。一些互聯網上的專門體育社區,給普通大眾提供了了解專業信息的渠道,提供諸如運動鞋、羽毛球拍等體育工具的專業測評,讓對此感興趣的新手得到專業指導,增加了對體育項目的喜愛,可以讓人們足不出戶就能獲得身臨其境的使用體驗,這是對傳統的體育參與方式的變革。此外,體育消費也是區分身份、階層的符號,是人們實現身份認同、提升獲得感的渠道,這些問題還需要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可以借此洞察消費社會的變革,成為理解社會轉型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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