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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碧蓮小說中華裔女性的身份缺失與構建

時間:2020-06-20 09:24作者:邱暢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任碧蓮小說中華裔女性的身份缺失與構建的文章,任碧蓮小說中展現了形形色色的華裔女性形象,通過描寫不同性格女性的人生軌跡,小說凸顯華裔女性在異質文化與父權文化的雙重壓迫下身心備受折磨的悲慘境遇。

  摘    要: 任碧蓮是美國華裔女作家代表之一,其作品以獨特的視角描寫美國華裔的心路歷程,敘述美國華裔家庭內部的種種矛盾與糾葛,贊頌華裔融入美國社會、在社會中找到一席之地,在異質文化中由身份缺失到實現身份建構的過程。任碧蓮的小說突出女性與種族特色,探析東西方文化的內涵,剖析華裔女性身份缺失的原因,彰顯華裔女性實現身份建構的結果。

  關鍵詞: 文學; 身份; 缺失; 建構;

  Abstract: Ren Bilian is one of the reputed Chinese American writers,who narrates the painful experiences of Chinese in America,depicts the contradictions in Chinese families,and compliments the infusion of Chinese into the mainstream of American society,occupying a position in American society,and reconstructing the identity after the identity loss. The novels of Ren Bilian are characterized by female and race. By virtue of analyzing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novels,it is available to explore the causes of identity loss,demonstrating the process from identity loss to identity reconstruction,and illustrating the results of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Keyword: literature; identity; loss; reconstruction;

  20世紀60年代,美國文壇呈現出全新的氣象,華裔女作家的作品頗受讀者歡迎,十分暢銷,華裔女作家也因此開始在美國文壇占有一席之地。目前國內對任碧蓮小說的研究日趨成熟,研究深度和廣度均有所突破,整體研究初具規模。盡管如此,現有研究仍然具有一定局限性,研究視角沿襲傳統的種族、文化等視角,理論基礎尚未形成成熟體系。從后殖民女性主義理論視角研究任碧蓮的小說可以突破現有局限,開創全新的研究視角。后殖民主義與女性主義的有機結合不僅能夠彌補單維理論造成的單一視角的不足,而且能夠將種族與文化有機融合,使研究視角更加立體,研究內容進一步升華,凸顯小說的精神實質和文化內涵。
 

任碧蓮小說中華裔女性的身份缺失與構建
 

  一、后殖民女性主義

  后殖民女性主義是20世紀末期興起的新興理論,按照理論歸屬來劃定,屬于后殖民主義范疇[1]。后殖民女性主義衍生于殖民主義理論,既關注后殖民主義的焦點,又關注女性主義的焦點,在此基礎上,將二者的理論觀點有機融合,將矛頭直指第三世界女性。從理論的關注焦點來看,后殖民主義與女性主義關注的焦點存在差異,前者關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男性,后者關注受到父權壓迫的女性,兩種理論的結合使理論的焦點直指在異質文化和父權文化中被雙重邊緣化的女性,以及女性在打破異質文化和父權文化的統治地位過程中的抗爭。后殖民女性主義不僅批判針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殖民統治,而且批判父權文化對女性的壓迫和束縛,集中關注異質文化與父權文化雙重壓迫下第三世界女性身份和地位的嚴重缺失。后殖民女性主義跳脫性別與身份的局限,主張在文化大背景下探究第三世界女性的身份問題、地位問題甚至生存問題,充分考慮民族、階級等影響因素。后殖民女性主義有效彌補了原有單維理論的局限性,揭示西方女性主義的單一視角,主張關注第三世界女性的生存狀態,闡明性別差異對第三世界女性的影響,突顯文化語境與性別之間的關聯。

  在后殖民女性主義興起之前,尚未有理論直接關注第三世界女性的身份地位和生存狀態[2]。作為生存在社會中的人,個體不再是自然人,而是社會人,第三世界女性成長和生活的社會和文化因素與西方女性截然不同,因此西方女性主義對第三世界女性并不適用,缺乏理論的支撐使第三世界女性長期處于被忽視的狀態。后殖民女性主義大膽突破原有理論框架,將種族、階級等概念與性別概念相融合,構建多層次的理論體系。后殖民女性主義不僅將第三世界女性的衡量標準多元化,而且多層次、多角度地關注第三世界女性所遭受的壓迫,將女性的身份和地位置于歷史和文化的大背景下進行分析,辨別差異的同時,分析產生差異的原因,其目的在于消除壓迫,打破種族和性別的限制,改善第三世界女性的生存狀況,提升第三世界女性的社會地位。

  二、華裔女性的身份缺失

  威廉·布魯姆認為,身份是一個相當復雜的概念,個體的身份并不局限于對個體本身的認知,個體所處社會環境中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都應該考慮在內。身份確認既是個體的內在需求,也是個體一種無意識的行為要求[3]。個體的身份能否得到確認直接關乎該個體的身體和心理能否正常發展,其中對心理的影響尤為突出。身份確認對個體的心理安全感至關重要,如果個體的身份能夠得到確認,那么個體就會產生心理安全感。個體的心理安全感與其身份得到確認的程度正相關,隨著個體的身份得到確認并且這種確認能夠不斷鞏固和維護,那么心理安全感也會隨著身份的維護和鞏固而得到某種程度的鞏固和加強。反之,則對個體產生消極影響。一旦個體的身份無法得到確認,個體將陷入薩義德提出的“中間狀態”[4],即指生活在異質文化中的個體既無法擺脫舊環境,又無法適應新環境,只能徘徊于兩種文化之間,在文化的夾縫中生存,導致心理上形成嚴重的孤獨感和心理安全感缺失,并最終造成身份缺失。

  (一)身份危機

  任碧蓮小說中的華裔女性均陷入身份危機之中,雙重邊緣化的生活不僅使她們飽受來自異質文化和父權文化的壓迫,而且使她們的心理嚴重缺乏安全感。在異質文化下,華裔女性是主流文化的“他者”;在父權文化下,華裔女性是男性的“他者”。雙重邊緣化導致華裔女性的身份無法得到確認,更無法實現身份的鞏固和維護,陷入身份危機。

  主流文化具有絕對的壓倒優勢,華裔文化只能處于主流文化的邊緣,永遠無法融入主流文化,華裔作為華裔文化的代表孤獨地漂泊在主流文化的邊緣。在主流文化的大環境下,華裔文化屬于弱勢文化,華裔群體屬于弱勢群體。雖然華裔置身于異質文化之中,并且絕大多數華裔一直通過各種途徑努力融入主流文化,但是華裔的種種努力均以失敗告終,最終的結局往往是徘徊在主流文化的邊緣,成為主流文化的“他者”。在父權文化中,男性是社會的主體,始終占據主宰和支配地位,性別的優勢使男性自然凌駕于女性之上,在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占據較大的生存空間。與此相反,性別的差異使女性完全喪失爭取權利的資格和能力,只能從屬和順從于男性。父權文化的內涵剝奪女性的權力,限定女性的社會角色,制約女性的社會發展,華裔女性在從屬和順從中逐漸淪為父權文化的“他者”。

  在《夢娜在希望之鄉》中,夢娜所經歷的身份危機正是許多第二代華裔的真實寫照。夢娜出生于美國,成長于美國的文化環境,從未到過中國,也未接觸過中國傳統文化。在夢娜看來,她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美國人,自然融入美國主流文化。事實卻恰恰相反,夢娜仍然被排斥在美國主流文化之外,成為主流文化的“他者”,因身份無法得到確認而造成身份缺失?v觀夢娜的生活背景和經歷,夢娜生活在多種文化形成的夾縫中。夢娜的父母希望夢娜能夠延續中國傳統文化,以中國傳統價值觀為行為準則,完成中國傳統價值觀的代際傳承。夢娜在學校接受的是美式教育,完全浸潤在美國文化中,美國社會的大環境促使置身其中的夢娜接受西方價值觀。面對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夢娜無從選擇,她無法形成清晰的價值觀,更無法在兩種文化間做出選擇與取舍。隨著夢娜搬到猶太人社區居住,夢娜的生活中又出現了猶太文化。夢娜在三種文化間均處于邊緣地位,三種文化的雜糅和拉扯徹底阻礙夢娜的身份確認,導致夢娜在多種文化的夾縫中逐漸迷失自我身份。無法選擇的夢娜決定自己開辟全新的道路,全然拋棄中國傳統文化和美國文化,轉而投入猶太文化的懷抱,希望融入猶太文化并且使身份得到確認。這只是夢娜的美好愿望,她的生存環境和文化背景導致她仍然無法融入猶太文化,因為她無法褪去美國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給她留下的烙印,帶有兩種文化烙印的夢娜根本無法融入第三種文化,無法使自己的身份在新的文化中得到確認,依然陷入身份危機的結局。

  《誰是愛爾蘭人》中的老祖母也是陷入身份危機的典型形象。與夢娜不同,老祖母并不是出生在美國,而是在美國居住多年,對美國的社會與文化環境十分熟悉。多年的美國生活經歷使這部分華裔群體想當然地認為自己可以融入美國主流文化,然而事實并非如此。無論華裔在美國生活多少年,依然游走于美國主流文化的邊緣,成為異質文化的“他者”,沒有歸屬感,也無法在美國文化中確認自己的身份。由于無法實現身份確認,華裔群體缺乏基本的安全感,在彷徨無奈中產生各種身份危機。老祖母的身份意識在美國主流文化與老祖母所秉持的中國傳統文化之間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這道屏障將老祖母不僅與美國主流文化隔絕,而且與美國社會中其他文化群體隔絕,嚴重阻礙老祖母融入美國社會。即便以老祖母為代表的華裔在美國生活多年,從根本上說,華裔仍然生活在自己構筑的文化環境中,不斷受到中國文化的浸潤,與美國文化基本隔絕。兩種文化環境的并立必然造成某種程度上的文化沖突,在文化沖突下華裔由無法確認身份到逐漸迷失自我。盡管華裔多年生存于美國主流文化之中,卻依然遺憾地淪為異質文化的“他者”,陷入無法自拔的身份危機。任碧蓮精準地刻畫了陷入身份危機的女性形象,通過描寫華裔女性的人生經歷和心路歷程,向讀者展現身份缺失對女性身心造成的影響,以鮮明的筆觸反映雙重壓迫下華裔女性所遭遇的身份缺失,表達對華裔女性不幸遭遇和無助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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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皮瓦克認為,第三世界女性普遍失去話語權[5]。第三世界女性普遍受到異質文化與父權文化的雙重壓迫,因此而導致的雙重邊緣化使第三世界女性無法確認自己的身份,造成身份缺失。結合海德格爾的“沉默的他者”的理論,斯皮瓦克指出,身份缺失會造成個體的自我表達受到阻礙。當個體的身份無法得到確認時,會造成個體身份缺失,缺乏身份的支撐,言語表達便失去必要的依托,個人表達便失去途徑和指向。話語權與第三世界女性的身份密切相關,身份與話語權相互作用,身份缺失必然造成話語權喪失,話語權喪失也必然造成身份缺失。一旦失去話語權,第三世界女性會在沉默中逐漸失去自我意識,自我意識缺失與身份缺失的共同作用徹底將第三世界女性推向雙重邊緣,在夾縫中無法言說,第三世界女性只有奪回話語權才能夠實現身份建構。

  任碧蓮以犀利的筆觸刻畫華裔女性的失語及失語后所表現出來的心理狀態和行為狀態。在《典型的美國佬》中,任碧蓮刻畫了非常經典的華裔女性失語形象。拉爾夫的母親是固守中國傳統文化的女性,面對來自異質文化和父權文化的種種壓迫和折磨,拉爾夫的母親理所當然地自愿承受,在沉默中喪失身份和地位。拉爾夫的父親在家中占據絕對的統治地位,掌管家中事務的決策權和選擇權,母親在家中處于完全被忽略的狀態,甚至最基本的發言權也被父親無情地剝奪。在兒子面前,拉爾夫的母親也失去話語權,甚至失去作為母親的身份和地位。拉爾夫是出生在美國的新一代移民,從小浸潤在西方教育中,已經形成比較完備的西方價值觀,對中國傳統文化知之甚少。拉爾夫的母親是老一代移民,中國傳統文化及價值觀在母親的頭腦中根深蒂固。盡管母親極力傳承中國傳統文化及其價值觀,但生長于西方文化環境下的拉爾夫缺乏對中國傳統觀念的基本認知,對于中國傳統的價值觀無法接受,與執著于中國傳統觀念的母親格格不入,觀念的差異在母子之間構筑起一道溝通的障礙。為了擺脫中國傳統文化,拉爾夫拒絕采納母親的任何建議,母親與拉爾夫的溝通存在巨大障礙。當母親意識到無法與拉爾夫溝通時,逆來順受的母親并沒有試圖跨越這道溝通的屏障,而是選擇逃避,放棄與兒子溝通。家庭中的溝通屏障使拉爾夫的母親完全失去話語權,順從和沉默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使順從和沉默的人進一步被剝奪應有的權利和地位,陷入更加深重的身份危機。

  縱觀華裔女性生活的社會和文化背景,華裔女性注定游走于兩種文化及其價值觀的邊緣。任碧蓮筆下的華裔女性以第二代華裔為主,第二代華裔普遍出生在美國,對中國及中國傳統文化知之甚少。第二代華裔完全接受美國的西方教育,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已經完全西方化,并且將自己視為真正意義上的美國人。盡管如此,第二代華裔女性往往忽略了家庭中的文化氛圍。作為第一代華裔的父輩們,他們仍然堅守從上一代人繼承而來的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觀念,并且以此來教育自己的兒女。因此,第二代華裔所生活的家庭環境相當于一個微縮的中國傳統文化環境。對于華裔女性而言,她們在家庭以外接受的是西方文化,而在家庭內部接受的則是中國傳統文化,華裔女性無法融入任何一種文化,只能游走于兩種文化的邊緣。

  三、華裔女性的身份建構

  ?轮赋,權力的實施與知識的創造密切相關,權力的實施能夠創造知識,反之知識又能夠創造權力,權力由話語權組成,因此說話也是一種權利[6]。敘事學家蘭瑟提出,對于因壓抑而無法言說的個人或群體而言,話語也代表該個人或群體的身份和權利[7]。根據后殖民女性主義理論,華裔女性所遭受的壓迫最為深重,不僅要遭受來自異質文化的壓迫,還要遭受來自父權文化的壓迫,長期處于被忽略的狀態。除了客觀因素之外,華裔女性的主觀因素也是導致其遭遇不幸的主要原因。華裔女性的逆來順受不僅助長了白人和男性的囂張氣焰,而且將自己推向更加無法自拔的深淵,在失去話語權的同時,喪失自己應有的身份和地位,導致身份缺失。華裔女性只有喚醒自我意識,重新控制話語權,為自己的訴求找到恰當的出口,合理發聲,才能夠找回已經喪失的身份和地位,實現身份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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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異質文化和父權文化的雙重壓迫使華裔女性的生活陷入沒有出路的困境,在壓迫中順從沉默[8]。在自我意識沒有覺醒之前,華裔女性的順從思想已經根深蒂固,并未意識到自身缺乏自我意識,也沒有意識到身份缺失。在異質文化的熏陶和影響下,華裔女性的自我意識逐漸覺醒,對平等自由的生活形成某種模糊的渴望,開始有意識地改變自身的現狀,以此擺脫身份困境。自我意識的覺醒對于長期處于雙重壓迫下的華裔女性而言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轉變,自我意識覺醒之后,華裔女性不再心甘情愿地淪為異質文化和父權文化的從屬物和附屬品,而是意識到爭取自身在社會中應有地位和權利的重要性,并且將思想轉化為行動,勇于為爭取自由和權利打破現狀,爭取全新的生活。對于華裔女性而言,身份建構需要經歷一個由順從到抗爭的漫長過程,自我意識覺醒是整個過程的前提條件。自我意識覺醒撬動整個進程之后,華裔女性重拾話語權,言說情感,表達訴求,進而重新建構身份。只有自我意識覺醒,華裔女性才能真正踏上身份建構的路程。

  在任碧蓮的小說中,自我意識覺醒在華裔女性身份構建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地發揮作用。華裔女性的身份建構通常要經歷誤讀、迷茫、覺醒三個階段才能夠完成身份建構。在誤讀階段,華裔女性由于缺乏對自身身份的基本認知而對自身身份產生錯誤的印象,當華裔女性在現實中逐漸意識到自己對身份的誤讀,她們便開始進入迷茫階段。迷茫之后,華裔女性會對自身身份產生更加清楚的認知,并且做出艱難的選擇,這便是覺醒階段。在誤讀階段,夢娜對于自身身份的認知只是模糊的概念,關于自身身份的信息均來自父母的言說。由于缺乏自身經驗,夢娜對自身身份產生誤讀。在夢娜隨父母搬到猶太社區之后,由于猶太社區比較推崇中國文化,夢娜的華裔身份使她在猶太社區享受著優越的生活,這種暫時的優越感使夢娜對自身身份產生某種誤讀。隨著夢娜逐漸接受美式教育并且不斷接觸美國文化,夢娜開始意識到華裔與美國人之間的差距,她越來越向往美國文化中的自由與獨立,越來越厭惡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繁文縟節及其對人造成的種種壓抑和束縛,甚至開始厭惡自己的華裔身份。此時的夢娜開始意識到中國傳統文化與美國文化的差異并且為此迷茫不堪,她身處兩種文化,卻在兩種文化中均無法找到歸屬感,更無法在兩種文化之間做出取舍,此時的夢娜進入迷茫階段。由于夢娜在中國傳統文化與美國文化之間無法取舍,她索性放棄兩種文化,轉而在第三種文化中尋求身份確認。盡管身處兩種文化的夢娜在猶太文化中依然無法得到身份確認,但是此時的夢娜通過對多種文化的認知,對各種文化形成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并且逐漸意識到華裔身份對自身的重要性,努力追尋自身的華裔身份,在經歷誤讀、迷茫、覺醒三個階段之后,夢娜的自我意識開始覺醒,促動身份確認的抗爭,實現身份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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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裔女性身處異質文化與父權文化的邊緣,既無法融入美國社會的主流文化,也無法在父權社會中獲得自己應有的地位和權利。由于兩種文化的雙重邊緣化,華裔女性無法在任何一種文化中確認自己的身份,加之華裔女性失去話語權,自我意識沒有覺醒,導致華裔女性在兩種文化中身份缺失。從這個角度看,華裔女性身份建構的過程從根本上說是文化皈依的過程。華裔女性只有在文化中找到自己的歸屬和定位,才能真正找到自己身份的印記,實現身份建構。在自我意識覺醒之后,華裔女性開始通過抗爭重拾話語權,努力發聲,建構身份?v觀整個過程,從實質上說,身份建構的過程正是文化皈依的過程;反之,如果無法實現文化皈依,身份建構也無法實現。

  任碧蓮小說中遭遇身份危機的華裔女性在兩種文化的夾縫中生存,身份無法得到確認。由于身份缺失,華裔女性的心理和行為在不同程度上出現了扭曲現象。無論在異質文化里,還是在父權文化里,華裔女性都無法擺脫邊緣化的困局。在異質文化里,華裔女性被白人文化邊緣化;在父權文化里,華裔女性被男性邊緣化,導致華裔女性在社會和家庭中都缺乏身份和地位,沒有話語權,在逆來順受中可悲地沉默。如果華裔女性試圖擺脫雙重身份困境,她們必須適應文化環境的轉換,換言之,華裔女性必須以明確的身份出現在每種文化環境中,否則依然無法擺脫雙重邊緣化帶來的身份缺失;裘装桶椭赋,文化身份與“他者”不同,“他者”身份一旦形成便無法更改,而文化身份具有流變性,通過與“他者”的協商與轉換,文化身份可以重新構建,因此文化身份并不是單一的本質性特征,而是多向度的混雜性特征[9]。當華裔女性不再執著于“他者”身份,轉而采取全新視角認知自己的身份,表明華裔女性的文化身份開始轉換,在主動調和中國傳統文化與美國文化沖突的過程中,華裔女性的身份逐漸建構,文化皈依的過程得以實現。

  在《典型的美國佬》中,拉爾夫家的女性是通過文化皈依實現身份建構的典型形象。拉爾夫家是典型的傳統中國家庭,父權文化十分強勢,拉爾夫的母親和妻子都是在沉默中逆來順受的女性,她們徹底被家中的男性邊緣化。由于拉爾夫家固守中國傳統文化,他們完全無法融入美國文化,無法在社會中確認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只能徘徊在美國文化的邊緣。文化身份具有流動性[10],然而文化身份的流動往往需要催化劑的作用,格羅弗便是拉爾夫家文化身份轉變的催化劑。在格羅弗的勸誘下,拉爾夫家天真地認為只要拋開中國傳統文化的束縛,就可以輕松融入美國文化,結果適得其反,他們不僅沒有融入美國文化,反而因拋棄中國傳統文化而喪失了原本的身份和地位。拉爾夫家的男性來到美國追尋美國夢,想通過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狀況,追求自我發展的機會。男人追尋美國夢的虛假美好使拉爾夫家女性的文化身份開始流變,她們試圖融入美國文化,在美國文化中確認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然而此時她們并沒有對美國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形成正確的認知,不僅無法建構身份,反而導致更加嚴重的身份缺失。只有擺脫美國夢的桎梏,對文化和身份都形成正確的認識,才能夠開啟身份建構的過程。華裔女性實現身份建構的過程正是文化皈依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華裔女性由對美國文化傾慕,再到對美國文化適應,進而使原有中國傳統文化逐漸演化為一種象征符號,促進身份建構過程的完成,文化皈依與身份建構并行不悖。

  四、結語

  任碧蓮小說中展現了形形色色的華裔女性形象,通過描寫不同性格女性的人生軌跡,小說凸顯華裔女性在異質文化與父權文化的雙重壓迫下身心備受折磨的悲慘境遇。華裔女性在雙重排斥和壓制的過程中日益被雙重邊緣化,不僅在異質文化中被主流文化邊緣化,而且在父權文化中被男性邊緣化。雙重邊緣化導致華裔女性逐漸失去話語權,自我意識逐漸模糊甚至喪失,最終陷入身份危機。華裔女性的身份重構必須以自我意識覺醒為前提條件,并且在痛苦中經歷從無意識的順從到有意識的抗爭的涅盤,才能重新獲得話語權,逐步恢復和確立自我意識,進而走出身份危機,實現身份建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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