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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告別豐島園》對“家”認同的探索和重建

時間:2020-07-02 09:03作者:陳瀟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小說《告別豐島園》對“家”認同的探索和重建的文章,孟慶華的《告別豐島園》2012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女性自述體性質的小說,作品展示了戰爭中被遺棄在中國的日本孤兒返回日本之后的生活遭遇和情感狀態。

  摘    要: 《告別豐島園》展示了戰爭中被遺棄在中國的日本孤兒在返回日本之后的生活遭遇和情感狀態,亦體現出女性獨立自尊的生命情懷。在對“家”的焦慮、追尋和重新審視的過程中,主人公不僅實現了女性自我物質和精神上的獨立,亦促使身邊的人實現了對自我的重塑,其以一種自立、自由、自尊、豁達、樂觀的人生觀念和態度為支撐,積極地面對生命中的重大轉變和由其所引發的對原有“家”概念的沖擊與瓦解,而貫穿小說始終的對“家”認同的探索和重建,則與主人公自我價值的實現相依存,成為小說獨特的價值所在。

  關鍵詞: 孟慶華; 《告別豐島園》; “家”概念;

  孟慶華的《告別豐島園》2012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女性自述體性質的小說,作品展示了戰爭中被遺棄在中國的日本孤兒返回日本之后的生活遭遇和情感狀態。20世紀90年代中期,年近50歲的女主人公隨同身為日本遺孤的丈夫返回陌生的日本,身陷語言不通、沒有工作的窘境之中,為了擺脫經濟上的困頓和精神上的壓抑,她不惜冒險違背日本法律的規定,尋求種種辦法找工作,打掃廁所、當保姆、去居酒屋陪酒、教授漢語,在這過程中,她不僅改變了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條件,更使得自己在異國獲得了生命的尊嚴,與此同時,在日本生活的形形色色的日本人和中國同胞的經歷亦使得她產生了對人性和生命的思考,而中日兩國的生存經驗也給其提供了審視本土文化和異國文化的空間。小說始終以第一人稱展開敘述,作品內容忠實于女主人公獨特的生命體驗,在人生態度探索和中日社會認知兩方面都提供了新鮮、獨到的見解,文本中體現出的獨立自尊的生命情懷是女性意識表現上的一種突破,而貫穿小說始終的對“家”認同的探索和重建,則成為小說獨特的價值所在。

  小說中的“家”不僅僅指單一層面上的“家庭”,它既是國家、民族和文化層面上的“大家”,也是包含著夫妻之間、父母和子女之間關系,并在此中生活和成長的“小家”。女主人公既歸屬于民族、國家等“大家”,亦無法脫離其掛念的由家人和日常生活所組成的“小家”。在作品中,對“大家”和“小家”的展示和感悟相互交織,兩者的地位和重要性隨著主人公生活經歷和人生態度的轉變而轉變。當搬到一個新的居住國,環境和文化都是陌生的,自己的“小家”此時就顯得格外親切,“大家”的概念退居次位,“小家”的重要性得以凸顯。當異國生活逐漸穩定,對異國文化的接觸愈加頻繁和深入,那么,與故國文化的對比和思考就會逐漸增加,“大家”的地位便會提高。無論“大家”和“小家”兩者的關系如何變化,異國生活的沖擊無疑都會給主人公帶來對“家”的認同危機,在對“家”的焦慮、追尋和重新審視的過程中,她不僅實現了女性自我物質和精神上的一種獨立,亦促使身邊的人實現了對自我的重塑。在這里,女主人公不再靠傳統的“出走”方式表達對社會和家庭的反抗,而是以一種自立、自由、自尊、豁達、樂觀的人生觀念和態度為支撐,積極面對生命中的重大轉變和其所帶來的對原有的“家”認同的沖擊和瓦解,在思考和探索的過程中,女主人公既獲得了物質上的獨立和精神上的滿足,又用自身的實踐影響著他人,促進了他們對自我價值的重塑。雖然這種女性自我的獨立和對他人的重塑仍具有局限性,不能夠完全解決異國文化沖擊和家庭生活失衡給主體帶來的困惑和焦慮,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是具有異國生存經驗的女性追尋自我、實現自身價值的一種新的突破。
 

小說《告別豐島園》對“家”認同的探索和重建
 

  一、“大家”的探索與身份認同的重構

  在《告別豐島園》中,主人公在日本生活時對“大家”的探索過程亦是其審視自我身份、重建文化認同的過程。小說開篇即言:“十五年來,我的先生老祖,跟我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我這一輩子呀,最大的心痛就是,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起源在哪兒,也不知道自己死后該葬在何處……你說,我有兩個祖國,可兩個祖國都待我像外人,在日本吧,一張口就是中國味兒的日語,日本人從心里就把我當成了中國人;氐街袊,我又莫名奇妙地變成了日本鬼子。就好像是我對中國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一樣……’我想,這些話就是他心里永遠也抹不去的遺憾吧。”1因特定的歷史和政治遺留問題產生了“戰爭遺孤”這一特殊的群體,而他們的存在則顛覆傳統的“國家”與“民族”概念,“老祖”對自我身份認同的迷茫源于其在已經接受了“中國”的國家與民族概念后,又不得不重建這些概念的無奈。人的國家認同是隨著人出生時被賦予的國家身份而具備認同的前提的,當主體被賦予新的國家身份,便會與原有的國家認同產生矛盾,從而導致主體對自我身份的質疑,陷入邊緣化的困境中。“老祖”選擇回到日本生活并且加入日本國籍,但國籍的變更不能使他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和民族歸屬感,而許多同“老祖”一樣選擇變更國籍的日本遺孤及其家屬也迷失在了國家和民族概念的明確與認同中。女主人公卻通過保留國籍的方式獲得并穩固了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其實,在日本生活仍保留中國國籍會帶來諸多不便,但她多年來還是堅持不入日本籍,為的就是“留根”,這實際上體現的是其對國家認同感的自覺追索。在小說中,國籍不僅僅是法律或政治上的一個代表,它更多地象征著女主人公在異國某種精神和情感上的寄托,這種寄托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免于因沒有歸屬感而產生困惑及焦慮,亦為其在面對異國生活的種種困難時提供了支撐和向導的作用。

  在面對異國文化時,女主人公則采取了一種“虛心學習”和“客觀審視”的態度,她以一個“局外人”的身份在生活中觀察思考日本民族種種規章制度、審美取向、行事作風、風俗習慣等背后所體現的文化觀念,并在生活中對這些文化觀念加以汲取,比如接受日本人的審美取向;學習日本女子的身材管理、穿著打扮和對年齡的態度;對他們遵守信用、講究禮儀的品質加以贊賞,亦對他們排斥、疏離的對外態度加以審視。如丹尼爾·施瓦茨所言:“跨文化的經歷為反思和學習提供了絕佳的機會,除了改變人們的行為方式外,還通過對比的方式幫助人們意識到自己行為中的一些隱性因素。”而“當人們進入一個新的文化環境或社區,甚至一個新的班級,他們表現出更多的對新、舊團體的價值的反思,包括他們的身份、目標和責任等。”2在中國文化背景下成長的女主人公已經形成了一套相對固定的行為準則、審美傾向和價值判斷標準,因丈夫獲得異國生活的經歷使其不得不面對異質文化差異所帶來的沖擊,此種經歷增強了她對身份、價值、文化觀念等問題的思考,而這些思考不僅有益于其判斷采取何種方式適應新的生存環境,還促使其更好地接受異質文化中某些特有的道德觀念與價值傾向,跨文化經驗也為其審視本國文化與異國文化中不易被察覺的“隱性因素”提供了可能,使其能夠比較客觀全面地看待日本文化中的優劣之處,并對自身成長文化中的不足之處加以反思。實際上,“身份既有著自然天成的因素,也有著后天建構的成分,特別是在當今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一個人的民族和文化身份完全有可能是雙重的甚至是多重的。”3而“老祖”初入日本時悶悶不樂甚至不愿出門社交的狀態正與他糾結于單一的國家、民族文化身份認同有關,不同于其逃避現實的做法,女主人公積極地以敏銳的觀察力探尋異國文化中值得借鑒與學習的地方,以及不易被本土人民所察覺的國民劣根性,不論是保留中國國籍還是學習日本文化,實際上都是女主人公對于包含國家、民族和文化的“大家”的認同感、歸屬感的主動探索與追求,在這個過程中,女主人公亦實現了自我社會身份與文化身份的重新建構。

  二、自我獨立與他者價值的實現

  在中國,“家庭”是社會的基本構成單位,在社會的各個層面發揮作用,從親屬關系看,家人是第一位的。而日本則是一個縱向社會,“家庭”與社會是截然分開的,與中國人對親密無間的家庭關系的追求不同,日本人雖然也重視人情,但是又注意與他人之間保持一定距離,并將此視為完美的人際關系。這些“小家”層面上基本價值觀念的差異,對女主人公原有的家庭結構和親屬關系造成了巨大沖擊。波伏娃的《第二性》中認為,女性往往將男性視為主體,否認自我。在搬到日本之前,女主人公與丈夫之間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以男性為主導,女性處于依附地位,當丈夫決定去日本生活時,她也表示支持和贊同。而到異國后生活環境的變化促使這種關系產生變化,原本以女方的“容忍”和“依附”而維護的平衡被打破,女方克服語言不通、民族歧視等困難出門工作,解決家庭的收支問題,提出“我們需要改變現狀,我們需要錢,我們需要工作”4的清晰認知,男方則因無法克服這些困難而留守在家。“國際跨文化心理學會創始人之一約翰·貝利將文化適應劃分為融合、同化、分離和邊緣化四個類型。融合主要表現為文化適應中的個體既重視保持傳統文化,也注重與其他群體進行日常的交往;同化是指個體不愿意保持他們原來的文化認同,卻與其他文化群體有頻繁的交往;分離則指個體重視自己原有文化,希望避免與其他群體進行交流;邊緣化是指個體既不能保持原來文化,又不被其他群體所接受。”5在文本中,“我”積極地融入并適應在日本的生活,而“老祖”陷入“既不是中國人又不是日本人”的困惑中逃避現實,被社會邊緣化,兩者的對比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女性對男權地位的一種顛覆,也對傳統家庭結構中的兩性關系進行了解構。后來女主人公成功的實踐經驗和鼓勵促使其丈夫獲得在大使館工作的機會,并逐漸擺脫沒有工作所帶來的焦慮,實現其自身在異國的社會價值,這體現了女性自我的實現對于男性實現自我的作用和意義,女性由依附到獨立,以及由此帶來的男性由獨立到依附再到獨立的這種兩性關系的變化過程,所折射出的正是女性的地位和價值。

  日本傳統的家庭制度稱為“家”,它不僅是血親單位,也是家族成員的生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相較于中國,在經濟高度發展的社會背景下,日本家庭成員關系已經不那么緊密。如在日本,孩子長大成人以后便需要脫離家庭,自食其力,受日本家庭觀念的影響,女主人公與子女的關系也發生了轉變。林祁認為,“所謂幸福的女人,生下來認父母為家,長大了認丈夫為家。家在,幸福;家不在,不幸。維系‘家’是女性的自覺。”6這種關系體現在女主人公與子女的相處方式上便是其對子女各方面的關注與擔憂。女主人公作為三個孩子的母親,在他們初到日本時,總是擔心他們能否適應異國生活,對他們的人身安全、學習、情感和工作選擇亦充滿憂慮,在大兒子“海洋”身上更是花費心血。她為了“海洋”能如愿上大學,甘愿不辭辛苦,甘愿以老充嫩,甘愿低三下四,甘愿和監視自己的人周旋。作為母親,她覺得在孩子的人生之路上不能不聞不問,不能袖手旁觀,不能裝聾作啞,她想要幫“海洋”脫離苦海,幫他選擇最好的人生。而實際上兒女對異國文化適應的速度和程度遠遠超過了她,她對“海洋”的關愛與照顧都成了切切實實的傷害。孩子們的這種適應和獨立使女主人公處于一種“被動”的地位,迫于無奈,她不得不放棄對子女的管束,但當她逐漸適應日本的生活,有了自己的工作和朋友圈,并且在觀念上接受了一些日本文化而產生改變時,自我的獨立和對自我價值的追尋意識又使她在對待子女的問題上由“被動”轉為“主動”,認識到子女有能力選擇并為自己的生活負責。這種由“關注”到“放手”的過程,由“被動”到“主動”的轉變背后,體現的正是女主人公自我人格的完善,她不再將自己限制于“小家”的范圍之中,通過勞動使自己在異國獲得社會地位,解決家庭收入問題,幫助丈夫重新獲得存在價值,以自立、自尊和自由的人生態度面對跨文化帶來的影響,實現了對“家”概念的解讀與建構,以及女性自身的獨立。

  三、女性意識及文本寫作的局限性

  女主人公雖不再靠傳統的“出走”方式表達對社會和家庭的反抗,而是以一種自立、自由、自尊、豁達、樂觀的人生觀念和態度為支撐,積極面對生命中的重大轉變和其所帶來的對原有的“家”認同的沖擊和瓦解,并在思考和探索的過程中使自己獲得物質上的獨立和精神上的滿足,且用自身的實踐影響他人,促進了他們對自我價值的重塑。但這種女性自我的獨立和對他人的重塑仍具有局限性,不能夠完全解決異國文化沖擊和家庭生活失衡給主體所帶來的困惑和焦慮,尤其體現在“小家”層面,她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物質和精神上的獨立,并且顛覆了原有的夫妻關系,但她仍然選擇讓自己處于從屬地位,以“容忍”來維護家庭的平衡。而對待子女,她也無法做到完全“放手”,對他們的婚姻仍堅持自己固有的態度和看法。

  對于作者的寫作而言,雖然這是一部自述性質的小說,作者完全忠實于女主人公的生命體驗,使文本具備很高的真實性,但是在文本中,隱含作者在面對國家認同、文化認同、自我認同等問題時并沒有實現對文本人物的超越,作者在寫作的時候亦沒有突破人物的思想限度,多維度審視文本中所展現的問題。此外,在對文本中的某些人物進行刻畫時,作者以一種主觀化和情緒化的態度對人物加以道德倫理上的批判和否定。

  參考文獻

  [1] 李玲.人應當對自己的生存負責[J].文藝報,2012-4-6.
  [2] 王艷芳.論新世紀臺灣女性自傳性小說敘事話語的嬗變——兼及大陸與海外相關創作個案[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12).

  注釋

  1孟慶華.告別豐島園[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2,1.
  2林曉東,丹尼爾·施瓦茨.從跨文化的角度審視反思[J].教育研究,2005(4).
  3王寧.流散文學與文化身份認同[J].社會科學,2006(11).
  4孟慶華.告別豐島園[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2,15.
  5杜穎.日本遺孤的跨文化適應性研究[J].邊疆經濟與文化,2018(6).
  6林祁,林紅.“他者”的文化與文化的“他者”——日本華僑女作家孟慶華<告別豐島園>的文本解讀[J].華僑大學學報,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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