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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實踐中關聯翻譯理論的作用探析

時間:2020-06-18 11:37作者:龍婷 蔡進寶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翻譯實踐中關聯翻譯理論的作用探析的文章,關聯理論翻譯觀并不能解決翻譯實踐中不可避免出現的許多具體的翻譯問題,比如關聯理論沒有關注諸如文體等文本標準(text criteria)的問題。

  摘    要: 關聯理論的誕生使得翻譯研究的焦點從“翻譯對等”轉移到“思維過程”的研究,翻譯工作者們試圖從“關聯”的視野來探索那些晦澀難懂的“對等概念”,從推理、語境、最佳關聯、“付出-回報”原則、交際線索等方面來解釋翻譯現象,這無疑是翻譯研究的一大進步。文章從介紹格萊斯(Paul Grice)的語用相關原則著手,在解讀丹·斯珀泊(Dan Sperber)和迪爾德麗·威爾遜(Deirdre Wilson)關聯理論的基礎上,較具體地探究了關聯翻譯理論在翻譯實踐中起指導作用的各個方面。

  關鍵詞: 翻譯研究; 語用相關原則; 關聯理論; 關聯理論翻譯觀;

  一、引言

  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翻譯研究一直圍繞著“翻譯對等”這一焦點展開。但是無論是“動態對等”,還是“語用對等”,或是“文本對等”,都是以文本為基礎的,其研究對象是“文本本身”(texts)或“文本的組成部分”(fragments of text)。所以,“文本類型”(text typologies)和“對等分類”(equivalence classifications)也就成了那個時候研究的方向,譯者在翻譯實踐中較多關注的也是文本的對等性。

  之后,認知語言學被引入用來分析解釋翻譯活動,翻譯研究的焦點從“文本”的研究轉移到“思維過程”(mental process)的研究,即“思維推理”的研究。翻譯理論家們試圖從語用學“關聯”的角度研究翻譯過程中的認知問題,從“關聯”的視野來探索那些晦澀難懂的“對等概念”。為此,格特(Gutt)作過如此闡述:“關聯理論……試圖就我們大腦進行信息加工促使我們相互之間進行交際的過程進行詳細解釋。因此它的研究范圍在于心智官能(mental faculty),而不是‘文本’或者‘文本生產的過程’。”(Gutt,1991:20)
 

翻譯實踐中關聯翻譯理論的作用探析
 

  毫無疑問,這一研究焦點的轉移使翻譯研究向前大大地邁進了一步,“其理論框架‘框住’了人類的一切翻譯活動,從而理順譯者的理論思維”(趙彥春,1999:277)。相反,建立在傳統語言學基礎之上的翻譯學研究,學派眾多,自立門戶,相互排斥;且翻譯定義狹窄,難以自圓其說,以至于在翻譯實踐中,翻譯工作者面對眾多的翻譯理論和翻譯策略,往往難以取舍,無所適從。關聯理論的誕生對平息翻譯界各學派多年的爭執、提高翻譯質量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關聯理論

  1.簡述格萊斯(Paul Grice)的語用相關原則

  翻譯的關聯性研究最早來源于1986年出版的法國丹·斯珀泊(Dan Sperber)和英國迪爾德麗·威爾遜(Deirdre Wilson)合著的《關聯性:交際與認知》(Relevance:Communicative and Cognition)一書。但這一領域研究的進展很大程度上歸功于美國語言哲學家、語用學家格萊斯(Paul Grice)在關聯理論研究方面做出的貢獻。格萊斯寫了許多關聯理論方面的論文,比如1975年發表的《邏輯與會話》(Logic and Conversation)。格萊斯把“關聯”歸類于交際的“合作原則”:

  1)數量(quantity):說話者需給出足夠多的信息量;

  2)質量(quality):說話者不能說自己認為不真實的話或缺乏足夠證據的話;

  3)關聯(relevance):信息必須關聯;

  4)方式(manner):必須有序給出信息以達到交際的目的;

  根據格萊斯的觀點,合作的中斷(disturbance of co-operativeness)可以是知識的缺乏,即“打破準則”(breaking a maxim);說話者沒有確保聽話者理解,即“侵犯準則”(violating a maxim),或者說故意以語境動機(contextually motivated)的方式不遵守準則,即“輕視準則”(flouting a maxim)。這種對合作原則的輕視就會引發我們所說的隱含義(implicatures)。其實,這種隱含義即使在這些準則中任何一項沒有得到完全遵守的情況下也依然可以辨別和理解,只不過要進行“推理”辨識而已。

  2.解讀丹·斯珀泊和迪爾德麗·威爾遜的關聯理論

  丹·斯珀泊和迪爾德麗·威爾遜以一簡單的關聯原則代替了格萊斯(Paul Grice)提出的“合作原則”。他們認為:“交際為關聯理論指導著,交際話語中的隱含義是一個能夠產生經過最小加工努力而獲得最大信息量的語境隱含義的命題,交際者要經過努力加工從話語中獲得隱含義。”(Cummings,2005:113)其基本原則包括:(1)每一個話語(utterance)都一定有其獨特的關聯,理解一個話語就是要證明這個關聯的存在,所以確定這個關聯就是我們追求的目標,即:取得需要加工信息的最大關聯”。(2)在沒有考慮語境因素的情況下,話語接受者(addressees)無法證明所接受話語的關聯性,所以“說話人必須對聽話人的認知能力和語境資源(contextual resources)做出假設,而這些認知能力和語境資源可以通過聽話人的溝通方式(特別是其選用保留明示信息或暗示信息的方式)獲得”(Sperber and Wilson,1995:49)。(3)無論話語的語言結構是如何地符合語法規則,所表達的話語意思仍然難以有充分的證據來確定其確切含義,因為一簡單的句法關系可以表現大范圍的邏輯和語義關系,甚至其確定的意義也需要推理過程。(4)一旦話語的命題形式被全部設定后,這個話語會被看作一個命題,并協同其他非語言性命題作為聽話人的語境資源,推動其演繹出關聯性理解。(5)最讓人理解的解釋就是最大的關聯。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因為它可以促使人們通過考慮加工努力的程度來識別獲得的各種推理,因此在“關聯”和“加工努力”之間存在著“公平交易”(tradeoff),即“當一個命題得到最佳加工(optimally processed),則這個命題與一個體(individual)的關聯所達到的積極認知效果就大,但這種認知效果將隨著新的信息的增加而發生改變”(Sperber and Wilson,1995:218)。因此,話語效果越大,關聯就越多。丹·斯珀泊和迪爾德麗·威爾遜指出“一個命題與一個體獲得的關聯應當是:獲得這些積極認知效果所需要的努力是小的”(Sperber and Wilson,1995:218)。這就意味著理解某話語所付出的越大,其關聯度越小。(6)語境不被當作特定的共同點來看待,而是或多或少的可理解的眾多的信息項,其存儲于人們的短期記憶、百科全書式記憶中,或是物理環境特性。“人們‘希望’一個要進行信息加工的命題是關聯的,從而努力選擇一個語境去為那個“希望”辯護,那個“希望”就是:能夠取得最大關聯的語境。特別是在口語理解中,這給定的作為語境的關聯是可變的。”(Sperber and Wilson,1995:265)

  為更好地理解上述六個基本原則,請看下例(1):

  A:Do you want to go into town?

  B:I am feeling really tired at the minute.

  英語語言能力好的人能夠毫無困難地理解B暗含的話語信息:B doesn’t want to go into town?梢钥闯鲞@暗含的信息來自于假定B至少遵守了合作原則。

  根據關聯原則,A假定B努力使得他或她的話語方式在交際中是關聯的。A通過這個假定構建了下面的推理:

  a)雖然B的話語表面上是無關聯的,但是它可以被認為是關聯的。

  b)如果B的話語內容與A的話語內容相關聯,則B的話語只是在上面的對話中關聯;

  c)如果B的話語是描述一個會影響是否進城的因素,則B話語的內容只是與A的話語內容相關聯;

  d)影響一個人是否進城愿望的消極因素包括:生病、疲勞、沒有時間等等;

  e)影響一個人是否進城愿望的積極因素包括:購物欲望、與人會面等等;

  f)如果B的話語中包含的是消極因素,則B是不想進城;如果是積極因素,則B確實想進城;

  g)B話語中描述的是消極因素;

  h)結論:B不想進城。

  但是從另一個較大的、不易認知的語境角度考慮,我們可以推導出B是想進城的:

  a)B情緒低落的時候,B有點累;

  b)大部分情緒低落的人都想采取行動來緩解低落的情緒;

  c)B想采取行動來緩解情緒;

  d)社會活動可以緩解低落的情緒;

  e)B想進行社會活動;

  f)社會活動在城里是可能的;

  g)B說他或她此時有點累;

  h)結論是B想進城。

  可以看出,通過對話語的推導努力能獲得說話者的隱含義,但這個隱含義的獲得所需要的推導努力遠遠超出了前面案例中推導“B不想進城”的努力。關聯推導中的“付出-補償”原則使得第二個隱含義讓位于第一個隱含義。從這個構架中可以看出,不是所有命題的語境隱含義都能夠輕易地獲得,從小而易的認知語境中獲得的隱含義所付出的推導努力相對要小,從大而不易的認知語境中獲得隱含義付出的推導努力相對要大,因為在這種語境中需要額外的努力去系統地推導隱含義。推導的目的是要獲得語境隱含義的最大值以補償推導努力的付出。

  三、關聯翻譯理論觀

  丹·斯珀泊和迪爾德麗·威爾遜的學生恩斯特·奧古斯特·格特(Ernst August Gutt)基于關聯論對翻譯開展了研究,并撰寫了《翻譯與關聯:認知與語境》(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Cognition and Context)一書,提出了關聯翻譯理論。

  1.推理與關聯

  Gutt認為“翻譯是一個推理過程,這種推理實際就是一種認知行為,是交際活動的中心,因此也是閱讀或翻譯活動的中心所在”(Hatim,B&Munday,J,2004:57)。關聯理論認為,“要正確理解自然語言就要通過語境來尋找關聯,要靠推理。因為自然語言中的每一個話語都可以有多種理解,所以,正確理解自然語言,就必須通過語境來尋找信息的關聯,然后再根據話語和語境的關聯進行推理”(蔡進寶,林瑩,2007:106)。

  試分析下例(2):

  Serge Cardin,a Canadian MP,had to apologize to the House for humming the theme song from“The Godfather”while Public Works Minister Alfonso Gagliano,who is of Italian descent,addressed Parliament.(Newsweek,Perspectives,21 May 2001).

  從語境的角度分析,不管譯者還是讀者都必須明確以下幾個問題:

  a)Serge Cardin had to apologize,為什么?唱《教父》主題曲違反了議會的相關規定?

  b)“The Godfather”在本文的關聯是什么?這是否與“The Godfather”是經典電影有關?

  c)“descent”在本文語境中是否是個關聯問題?其內涵是什么?

  按照關聯理論,在本文語境中議員哼唱“The Godfather”的主題曲,暗指了政府部長的腐敗行為與意大利的黑社會關聯性,所以站在聽眾(讀者或譯者)的角度推理:

  a)由于種族誹謗會給他人造成傷害,所以必須道歉;

  b)由于哼唱的不是一般的曲調,這要求讀者推理出電影“The Godfather”與政府部長之間的特殊關系;

  c)這個部長恰好是意大利血統。

  以上推理可以幫助聽眾(讀者或譯者)明白這段話的真正意思。這種推理是在更廣義的交際語境中進行的,比如:用種族歧視或性別歧視來分析和推理。好的譯品應該能正確地引導讀者進行合理推理,上述推理則是譯者“譯成什么”及“怎么譯”在思維上做出決策的基礎。

  2.語境與關聯

  關聯理論所指的語境,既指語言特色和包括社會文化規范(socio-cultural norms)在內的環境特色,也指語言使用者接受客觀世界的一系列前提假設,即“認知環境”。正如丹·斯珀泊和迪爾德麗·威爾遜(Sperber and Wilson,1986:137)指出,“這種意義上的語境并不局限于交際雙方直接的外部環境、前面緊鄰的語段,還包括對未來的期待、科學假說、宗教信仰、對趣聞軼事的記憶、對文化的各種假定、對說話人思維狀態的種種信念。所有這些在話語理解過程中都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如以上例(2)中,譯者對電影“The Godfather”的充分了解是推動譯者推理并正確翻譯的關鍵語境之一。

  試看下例(3):

  A:Will Sarah be long?

  B:She is with Frank at the moment.

  以上對話,B表達的語義內容固然重要,但是說話者的內涵意思取決于語境因素,包括得出這樣的結論:Sarah will be there for hours.

  說話者的話語通常是開始于口頭或其他的刺激物,并將引導聽眾向某種信息意圖(說話者的真實意思)靠近。語言中,刺激物通常是一種語言準則(比如:she is with Frank at the moment這個句子就是語言加工品)要被轉換成思維準則,并暗含著某種意思,從而取得某種語義表現。進一步的加工會使得這些語義表現添加描寫世界的正確思維。這些命題可以是正確的,也可能是錯誤的,比如上例:Sarah is not available。

  以上例子,只有通過語境才知道“being with Frank”是“Sarah will be there for hours”,或是“she will be back in two seconds”。語言學中的語境使得推理與解釋更加容易,即:“Sarah will be there for hours”,還是“she will be back in two seconds”,取決于Sarah是個怎么樣的人。

  關聯理論中的“語境”,其重要特色之一是:“各種各樣的上下文的假設所展現出的理解文本的可變量,但不是所有的這些假設在任何時候都能導致正確地理解文本,諸如話語功能和使用的場合等因素將用來正確地理解文本意思。”(Hatim,2001:36)比如上例(3),如果A不知道Sarah是個什么樣的人,那么B的內涵意思將很難為A所理解。反之則相反。

  雖然在一定認知環境下的具體語言使用及其情境也是重要的,但是有個前提:即只有具體的語言和情境所表達的(無論是明示(explicit)和暗示(implicit)的)信息能夠無須讀者(聽眾)不經必要的努力就可以理解的時候。

  3.最佳關聯與“付出-回報”原則

  3.1、最佳關聯

  關聯理論認為,交際的發生是由“刺激物”(stimulus)引起的,比如上面例(2)中的“humming a theme song”。這些刺激物引導讀者或者聽眾克服一切困難去理解作者的原意,最終目的是促使讀者理解說話者的“信息意圖”。這一推理過程隨著語言使用者在一系列刺激物(比如上例(2)的Minister of Public Works,The Godfather,corruption)的相互作用下的傳達和分析推理能力的加強而加強。也就是說,交際成功與否在于說話人和聽話人能否找到最佳關聯,即聽話人能夠找到說話人想要的表達意思,而且說話人想要表達的意思值得聽話人去“付出”處理努力,并且能得到足夠的“回報”。這些所謂的“回報”就是“積極的語境效果”。

  另一方面,如果刺激物(比如:用比較特殊的聲調)、語境假設(Godfather>Mafia>corrupt government minister>Italian descent,etc.)以及解釋(比如種族誹謗)等項的相互作用受到干擾,那么文本的關聯性就是妥協性關聯。在實際生活中,當我們不理解文本真正意思或一個“笑話”或一個“諷刺”的時候,就會經常出現妥協性關聯。

  3.2、“付出-回報”原則

  “毫無疑問,像其他人類活動一樣,交際似乎由資源最佳化的意愿所決定,最佳化的一個方面就是使付出的努力最小。”(Gutt,1991:26)從“付出”和“回報”考慮,語言使用者們傾向語境假設達到兩個效果:(1)達到最大的“回報”(最佳的語境效果);(2)在信息加工理解過程中付出“最少”。翻譯學家Jiri Levy把它歸納為“極小極大原則”(Minimax Principle)。

  需要指出的是,當人們直接表達自己意思的時候,聽眾很容易能理解話語意思,但是如果像以上案例所示,交際就不那么順利了。比如:話語采用夸張、比喻及間接回答等方式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下,一味地強調最小努力付出將導致取得最小的交際效果,翻譯出來的“笑話”就不是“笑話”了。所以,為了取得最佳的交際效果,就必須付出更大的努力。

  從文本產品(text production)和讀者反應(reception)的角度來看,“極小極大原則”表明文本的作者應確保任何額外努力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并且會得到相應的“回報”;而且文本的表現形式應該避免采用讓人晦澀難懂的詞序、詞語的重復使用、修辭語言或其他一些隱語形式等。

  為了文本表達有意義,語言的異常(non-ordinariness)使用(比如語境的突顯性(textual salience))必須能達到交際的目的。讓我們以詞語的“重復”(repetition)使用為例。詞語的重復使用有可能在一篇組織不是很好的文章中出現,也有可能出現在一篇漫無目的的口語式篇章中,或者為取得形式上的連貫(cohesion)而使用。在以上這些情況下出現的重復現象就不是很有意義了,甚至沒有文本動機(contextual motivatedness)。但是,如果“重復”手法的使用是為了達到一定的修辭目的,那么這種重復就是功能性的、有意義的。在這種語境下,“重復”的使用就成了需要解釋的語言使用的一個標記特色(marked features)。

  為了達到正常交流的目的,文本動機(比如有意識地使用“重復”)應該首先成為讀者或者譯者所依賴的文本信息。這一點對“極小極大原則”發揮作用很重要,同時對“關聯性”的評估也意義深遠。

  4.描寫性翻譯-釋義性翻譯與詮釋性類似和忠實

  4.1、描寫性翻譯-釋義性翻譯

  在處理形式與內容的問題上,關聯翻譯使用了一系列的認知方法,包括推理以及功能性理解與語境突顯性(textual salience)相互作用的能力。翻譯理論家從譯者在翻譯時語言使用方法上的不同,把形式和內容的處理方法分為兩種,一種是描寫性翻譯(descriptive translation),另外一種是釋義性翻譯(interpretive translation)。所謂描寫性翻譯,指的是陳述一種客觀事實,表達自己思想觀點的一種翻譯方法,翻譯僅限于原文中部分適合譯文目的的內容;而釋義性翻譯指的是轉述他人思想和觀點的一種翻譯方法。請看下例(4)

  (A)小趙:張衛和他妻子離婚了。

  (B)小趙:王民說“張衛和他妻子離婚了。”

  上例中,(A)的表達方式是語言的描述性使用,而(B)的表達方式則是語言的詮釋性使用。語言的詮釋性使用與語言的描述性使用是關聯理論從心理認知方面區分語言使用的兩種方式,使用詮釋性的表達方式,如(B),即使“張衛和他妻子離婚了”的客觀事實不存在,小趙也不用承擔這種錯誤的責任。而如果采用描述性表達方式,小趙就要承擔責任了。

  由此可以看出,描寫性翻譯只是用自己的翻譯方法取得關聯,而釋義性翻譯卻是在很大程度上忠于原文。從翻譯與關聯的角度看,詮釋性翻譯才是真正的翻譯。也就是說,翻譯是其他人所想或所說的陳述。而且,翻譯的目的是為了取得關聯,不僅僅以自己的方式取得交際效果,而是與原文保持著依賴關系。Gutt認為“描寫性翻譯不是真正的翻譯”(Hatim,2001:37)。

  4.2、詮釋性類似和忠實

  詮釋性使用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原文表達方式與其譯文中的替代表達方式有詮釋性類似(interpretive resemblance)關系。這樣的表達方式上的詮釋性類似在于明示信息(explicatures)和暗示信息(implicatures)上的分享。意思就是說,類似是個程度的問題。

  因此,兩種方式之間詮釋性越類似,那么它們分享的明示或暗示信息就越多。如上例(4)(B)的直接引用就與原文取得了最大程度的詮釋性類似,即:這種表達方式在與原文一樣的語境下,分享了原文所有的明示信息和暗示信息。

  而與摘錄、解釋和概括等相比,它們所表示的類似程度和種類卻又各種各樣。所以,當你問他人關于一個講座的內容時,被問者回答的方式就會有很多了。比如:

  (a)被問者的回答可以高度地詮釋性類似,給出講座的許多細節;

  (b)被問者可以給出部分講座的細節,而剩下地只是概括總結了一下;

  (c)被問者可能就講座的主要觀點進行概括性的總結。

  那么,被問者究竟采取何種回答方式呢?其決定因素是什么呢?如果是采取詮釋性表達方式,那么說話者的目的就是要取得詮釋性類似。如果要遵守關聯原則,那么說話者就會采取他認為可以取得最佳關聯的類似。所以,“關于說話者的詮釋性使用又必須考慮到‘忠誠’(faithfulness)的問題,說話者必須確保他的表達足夠地忠實原文,即在關聯方面要足夠地類似”(Basil Hatim,2001:37)。因此,如果被問者知道問話人對整個講座都感興趣,那么被問者就會采用(a)的回答方式。如果被問者認為整個講座中只有部分內容與問話人有關聯,那么被問者就可能采用(b)的回答方式。由此,我們發現,“關聯理論是與早已提出過的‘語境’有關的‘忠實’概念伴隨而生,一起應用于語言的詮釋性使用”(Hatim,B&Munday,J,2004:176)。

  5.關聯翻譯理論中的直譯與意譯

  直譯和意譯是另一為關聯翻譯觀所采用的二元翻譯策略。“直譯強調在內容上要緊跟原文,譯者的自由受到限制;而采用意譯的譯者可自由地對譯文進行加工或者概括總結。”(Gutt,1991:122)為給新的讀者建立最大的關聯,意譯法的譯者會采取任何方式對原文進行必要的調整,這樣譯文就以自己的新的特點而獨立于原文存在。這與上文所提的描寫性翻譯如出一轍。另一方面,直譯卻更加緊跟原文,我們把這一特點稱為“釋義性”類似(interpretive resemblance)。“在‘忠實’(faithfulness)原文的前提下,譯者采取直譯法,使得譯文與原文在關聯方面足夠地類似。”(Sperber and Wilson,1986:137)

  直譯的目的是為了讓譯文讀者了解“原汁原味”的原文意思,譯文意思不受讀者譯者個人觀點影響。而意譯則以實現交際為目的。從翻譯實踐的歷史來看,用意譯法翻譯出來的譯文通順易懂、便于交際,所以一直受到青睞。在意譯翻譯實踐中,譯者要經常對原文中的隱含信息進行說明,并且對只有原文讀者才能理解的文化具體項進行解釋。“因為原文作者所創語境也是目的語讀者要面對的語境,所以在翻譯時,譯者就要對不為目的語讀者所熟悉的信息進行大量地解釋。”(Sperber and Wilson,1995:266)

  一方面,“意譯仍被認為是‘忠’的”;另一方面,關聯理論家們又認為“‘意譯’與‘描寫’(descriptive)一樣,實際上根本就不是翻譯”。(Gutt,1991:122)那么,意譯法是否應當徹底摒棄呢?期待為原文讀者設計的一系列互相排斥的假設(assumptions)能在不同語言文化背景的讀者間得到最大程度理解,這又是否現實呢?一篇跟宗教有關的語篇,假如要求我們不僅要翻譯出其內容(content),而且同時也要翻出其語體(style),譯者又應該怎么辦呢?根據格特(Gutt)的觀點,這可以通過取得各方面的近似值(degree of approximation)來實現,也就是使用直譯法可以在內容和風格上實現譯文與原文最大的近似。

  但是,必須記住:原文與譯文間的基本關系不是停留在用作刺激物或交際線索(communicative clues)的形式上的特色,而在于對作者真正所要表達的含義的理解的近似上(resemblance)。語體特色雖重要,但其本身并不如它所承擔的服務功能(引導譯文讀者理解作者真正所要表達的含義)那么重要。

  6.關聯與文本類型

  為更好地理解“翻譯”這個概念,我們需要對“文本類型”(types of texts)標簽或“交際行為”(acts of communication)進行分析。“交際就像世界上的其他現象一樣,對特殊的文本或話語,我們需要創造并貼上不同的特殊的術語標簽來加以區分。”(Hatim,B&Munday,J,2004:272)比如,文本類型就需要貼上頌詞、小說、戲劇作品、評論和摘要等標簽。從交際的觀點來看,這些標簽有它很重要的作用。它們可以在交際者意圖和讀者期待之間起到一個協調的作用。比如,如果交際者標明他的文本是“報告”(report),那么“報告”這個標簽就可以幫助引發相應的讀者意圖,讀者在閱讀此文本的時候就不會有其他標簽(比如諷刺)的文本期待。這樣,這些可以引發不同交際效果的標簽在協調交際者和觀眾的活動上可以完成很重要的語用(pragmatic)功能。

  從關聯理論的觀點來看,通過貼上適當的標簽,交際者就可以引導觀眾(audience)去尋找最大的關聯。假如所給文本的標簽是“小說”,那么觀眾所尋找的關聯就應該是小說的故事情節、人物刻畫和社會準則與標準等。觀眾總不會在標簽為“小說”的文本里尋找只有標簽為“歷史參考書”才有的關聯:歷史事實和材料引用的出處等。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文本類型標簽可以在引導觀眾理解作者意圖方面發揮很大的幫助作用,可以為觀眾在建立關聯時減少心理投入(processing cost)。從這個角度看,文本類型標簽可以扮演語用功能,用來幫助提高文本或話語的關聯性,

  當然,文本標簽的關聯增強效果關鍵要看交際者和觀眾各自使用文本時的相互認同程度。在交際過程中,相互之間的認同程度越低,文本類型標簽起的作用就越小。比如,如果出版商對“摘要”(abstract)的意見與你不一樣,那么你寫的“摘要”就不能讓你的出版商滿意,反過來也一樣。

  四、結語

  在以往的翻譯研究與實踐中,翻譯研究者們一直圍繞“形式與功能”這一中心展開,“形式對等與動態對等”把翻譯研究從信息的傳遞(即形式)過渡到信息讀者反應(即功能)的研究,而基于認知語言學的關聯研究實際是“形式對等與動態對等”的一種替代研究模式,被看作是翻譯理論的一種“中和”(corrective)理論。語用學家Koller提出的對等的相對性;文本語言學(text linguistics)中,Beaugrande提出把文本本身看成一個整體的翻譯單位(a unit of translation)。毫無疑問,關聯理論及關聯理論翻譯觀的出現,進一步明確了翻譯的“中心”和“重心”,對指導譯者采用何種翻譯策略提高翻譯質量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但是,“關聯理論不是為翻譯研究而建立的,關聯理論對翻譯實踐的指導作用還有很多的局限性”(王建國,2003:37)。關聯理論翻譯觀并不能解決翻譯實踐中不可避免出現的許多具體的翻譯問題,比如關聯理論沒有關注諸如文體等文本標準(text criteria)的問題。這還需要翻譯研究的同行們在翻譯實踐的研究中,不斷完善和充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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